“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与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来，醉心于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剑两者都是日本民族性这幅绘画的组成部分。理解《菊与刀》这本书的书名，通常是在这一涵义上。但我认为本尼迪克特以“菊”与“刀”为这本书命名，用意不止于此。

一场空战结束，一位日军大尉第一批飞回基地，他站在那里，数着归来的飞机，数完最后一架后他写了报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汇报完毕。接着他便倒在地上，身体凉得如冰块一样，原来他胸部中了致命伤早已死亡，“因为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凉的”。原来已经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 强烈的责任感”支撑着完成了这次报告。这是《菊与刀》的作者选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战时日本正式广播的极端“奇迹”的报道，来说明战争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视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的军队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要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思维倾向，就要对明治以来统治日本的精神结构进行分析。

如众所知，《菊与刀》不是通常的学者著书。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位人类学家为战争期间的美国政府提供对日决策参考而做的研究报告。它的一切论述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揭示一个未知民族的灵魂深处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作者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锐地注意到，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天皇尽管权利衰微，仍执有祭祀权力，并一直与以幕府为核心的武家统治方式并存。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把幕府将军、藩、武士阶层取消了，但等级秩序并没有取消。重新获得权力的天皇，成为日本内部等级秩序的最顶端，成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征 。取代将军、大名和武士，民众直接面对天皇尽“忠”。天皇的命令则通过敕令或通过大臣等间接传递给民众。“菊”与“刀”由是重新结构成一个本尼迪克特称为“双重体系”的意识结构。

在这个结构里，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选的选民。这一构造的成功之处，在于迅速完成了日本国民意识的整合，而其软肋则是对已经落后时代的非理性给以绝对强调。由此她得出结论：日本会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统治秩序，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事实果然是即便战争胜利无望，神风特攻队仍拼命用自杀式攻击报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一变，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

除了上述两层含义，以《菊与刀》命名这本书，还蕴涵着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未来发展的期待。她认为，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战后日本转入了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一切将有所改变。在全书将要结束的部分，她讲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东京教会学习英语时体会到了获得自由种植花草时的喜悦之情。在日本，那些为参加展览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细心修整，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状。在她的笔下，杉本妇人最后摘掉了那些金属线圈，那些恢复自然的盆栽菊花满心喜悦。

本尼迪克特强调，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捆绑的菊花，日本人要负责擦掉自己“刀上的锈”。而这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在日本京都参观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缠绕着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审美是很难的。不过京都贺茂川河原上，秋天里盛开的野菊花，那份灿烂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