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纪念一个人和一个时代(2)

日本的面孔 作者:刘晓峰


我反复思索过这个问题:哲学为什么对刘诚有那么大的魅力?

我们相识在邹大力组织的学士俱乐部,在福利楼的一楼。那一天的讨论课题我记得——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宗教?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刚刚因为就潘晓《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而读过几本哲学书,我站在怀疑主义的立场上和刘诚辩论了半天。那是我们相识的开始。今天想来,那讨论题和“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命题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关系,但当时我们是认真的。

80年代初,我们在师大读本科的年代。那时生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富足,晚上饿了,有的人冲一碗从家带来的炒面,而有一袋方便面泡一泡已经就很不错了。

可那时也有一份奢侈,那就是晚上小贩来卖的油炸糕。

说来惭愧,油炸糕多少钱一个我记不得了,可记得那时还有粮票制度,可以用粮票来换,而且,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价值不同,全国的贵些。可以换的还有茶叶蛋,很香。

来宿舍卖油炸糕的大多是乡下人打扮,也有特殊的。我记得来三舍的那位年龄不大,油渍渍的竹筐里,除了油炸糕,还有一本黑格尔的哲学书。那孩子眉间的英气我至今不忘。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我常想到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许多年过去了。

我们之后,又有许多人进校,许多人离校。

人工湖畔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粮票制度已经成了收藏行当的话题。

油渍渍的竹筐与油炸糕,早都在师大失了踪迹。

80年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记得开诗歌朗诵会时,很多政治系的诗人们共同使用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这句话。那不是偶然的。那时节我们刚开始从一个放大的红旗岭小镇瞩望世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了“我不相信”,但又都在寻找可以相信的。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知道,世界要变化,但又还不清楚怎样能够变,如何变。我们都在找一个支点。我们是认真的。

20年后的今天,我们经历了许多变化。

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化。

和我醉心于古往今来的文学一样,刘诚对哲学情有独钟。他的思维是他有意用德国古典哲学训练过的。当他用逻辑的语言伸展他某一个思路时,自有一份肯定和不容置疑。他相信列宁说的话,黑格尔的《小逻辑》是训练思维最好的工具。他读《小逻辑》,读得兴趣盎然。

那也是我疯狂阅读的年代。读柏拉图,读卢梭,读尼采,读康德,读黑格尔,读费尔巴哈,读拉梅特里《人是机器》,读薛定鄂《生命是什么?》,读达尔文《人与动物的表情》,读奥古斯丁《忏悔录》,读一切认为有价值的书,一切可能需要读的书。我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高举自己的生命之火,走向一座座沙漠里的殿堂。走进去却总是发现,里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而穿过殿堂,我总又看见遥远的沙漠那面有另一座殿堂。于是,疲惫而失望的我,只能重又举起自己的生命之火,进行我无望的旅程。”现在回想,我是期图寻找一个答案。我的痛苦在于我找不到自己的所信。而刘诚的幸福在于他有所信。信与不信,那时我们都活得很认真。

哲学为什么对刘诚有那么大的魅力?

想到我自己的读书时代,想到刘诚,我有时会想起那个卖油炸糕读黑格尔的孩子。

真的,那个卖油炸糕读黑格尔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我非常怀念他,因为这样的孩子今天一个也找不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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