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1 钱玄同：特立独行的反传统主义者

【人物索引】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张废除汉字。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次年入同盟会。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人师从章太炎学国学，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1910年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浙江省教育总署教育司视学、北京高等师范附中教员、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北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等。1917年，成为“国语研究会”会员，1919年成为“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任常驻干事。1925年，他与黎锦熙一起创办并主持《国语周刊》。1928年，他曾任辞典处国音大字典股主任。1931年，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1932年，与黎锦熙共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曾参与审订由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

执教北大，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1913年8月，钱玄同由浙江杭州转往北京，先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经学讲师，又于1915年就任该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1917～1927年，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在任教北大的这段时间里，钱玄同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钱玄同刚到北京时，虽然已经是公认的大师级学者，但他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而且“愈古愈好”。但是，袁世凯借助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的两次政治表演，让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彻底失望，他对自己的复古主张重新反思，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转变，由此，他从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钱玄同，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他提出废除汉文，用语根精良、发音整齐的世界语代替；关于戏剧和小说，则“如其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必然是西洋派的戏”；“赶紧多多地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从今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他又说，“适用于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都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学他，才是正办”；“应该将过去本国旧文化遗产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接受’”。最后，他还骇人地宣称：“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谓标新立异！

实际上，钱玄同并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崇洋派，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说：“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欧洲“老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正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的激烈反应。

提倡白话文、世界语，简化汉字

作为海内知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在改革汉字方面居功甚伟，在废弃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的运动中，也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不仅如此，钱玄同还凭借文字音韵学的雄厚功力，致力于汉字注音和简化汉字的工作。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由蔡元培担任会长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该会的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采用。1919年，该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钱玄同起了关键作用。

在简化汉字方面，钱玄同认为汉字难认、难记、难写，不利于普及教育、发展国语文学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因此，他主张废除方块汉字。“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他为委员。在他参加的“数人会”的努力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制订出来并于1928年由大学院（即教育部）正式公布，成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第一式是“注音符号”）。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4次大会上，他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为“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1934年，又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1935年，大学院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1958年周恩来曾经对钱玄同这方面的工作做过合乎史实的评论：“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瞿秋白、吴玉章等制定的拉丁化新文字，……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提倡白话文，推动汉字改革，在当时，这绝对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出格行为。钱玄同却百折不挠，甚至不惜为此和同门翻脸。19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对钱玄同开玩笑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自此，黄、钱二人的同门之谊就此疏远。钱玄同不仅呼吁提倡白话文，简化汉字，他还提倡世界语，因他的提议，北京大学一度设立了研究世界语的机构。

特立独行的教授

钱玄同不仅在经学研究和新文化运动中敢于引领风气，在历史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也毫不逊色。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史学领域崛起了一个新派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除了顾颉刚、胡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钱玄同。该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假说，推翻了旧有的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往下说的旧历史学说体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毫无疑问，钱玄同是这一学派的肇端者，而这发源于他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派的超越性思考。顾颉刚明确提及正是钱玄同的启发，才使他走上了疑古的治学道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十二（1923）年，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多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这封复信，正是顾氏多年来蕴积于心中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看法。

后来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于胡适主持的《读书杂志》，正式向学术界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可见，这一学说得以出现，钱玄同居功甚大。更重要的是，当顾文发表后，钱玄同还给予了大力支持，马上在同一刊物上表态，称该学说“精当绝伦”，由此激发了当时的史学大论战。这一论战的后果是很明显的，至少，它瓦解了旧的史学系统，使中国的经、史研究可以跳出以先入之见为准的传统，而只把经学和史学当成单纯的学术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