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总的结论还需要更具体的说明。在这样一个有着文化多样性的大国中，始于莫斯科的政治改革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从俄罗斯各个中心城市和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快速民主化，到中亚各共和国党的专制的不太明显的变化；此外，即使在民主化已取得相当大成就的地方，苏共也并未完全彻底地退出政治舞台，苏共拥有数百万党员，几乎在每一个机关和每一个企业都设有基层组织，具有长期控制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巨大的财政资源以及对国民施加一贯影响的经验，所以它仍然是国内的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虽然政治犯已获得自由，人权已受到重视，各级安全机关已成为社会越来越集中关注的对象，但克格勃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受监督的机关。

尽管如此，曾经长期属于苏共的权力在议会、新的总统机构和后来真正选举产生的地方苏维埃之间的再分配过程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并未夸大其词：“苏共对权力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非垄断化过程还消除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陈旧特点——虚假的民主政治，从前被赶入地下的广泛的、多种声音的政治声谱现在几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几十个潜在的政党，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不受检查的出版物——这一切在70年中受到压制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距离真理不远了，因为他骄傲地看到，苏联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社会”。

俄罗斯过去也有过深入的（命运攸关的——1917年的）政治化过程，但这一过程还从未得到过执政当局的支持或立宪政体的青睐。立宪制和合法性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的特点。俄罗斯有过不少法律甚至宪法（无论是1917年以前还是以后），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宪法秩序和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权力一贯集中在最高领导者手中并通过官僚主义的指令和决定来行使（据统计，1988年由各部作出的决定就有近100万项）。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的独特实质之所在，国家在把苏共原有的无限权力与“社会主义的制衡制度”区分开来的基础上从专制转向尚未成熟的民主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现有的、逐渐完善的宪法程序范围内进行的，尽管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律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可能一下子产生，但基础已经奠定，例如，1990年9月，新建立的宪法法院撤消了戈尔巴乔夫最初发布的一个总统令，而他也只能服从。

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显著成就的情况下，人们还总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失败了呢？通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共产党这个旧制度的支柱似乎是不可改革的，这一总的结论极不准确。第一，这一看法把苏联的制度完全等同于苏联共产党，这样一来，似乎前者离开后者就不可能存在；第二，这一看法把党视为一个统一的均质体。

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仍拥有巨大的统治范围（vastrealm），它由四个相互联系但同时又有极大差别的共同体构成：相对来说不大的领导机构——以专制手段控制全党（尽管控制力越来越小）、非常官僚化的声名狼藉的国家机关；这个机关占据了苏联制度下一切重要岗位的众多大小官员；大约1900万普通党员（其中许多人入党是为了升官或者是出于随波逐流的心理）；还有至少两个隐藏在阴影下的秘密政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坚如磐石的”一党制的改革党和保守党。当然，苏共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苏共党的机关——莫斯科中央机构中的大约1800名工作人员和党的系统各级机构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可改革还是不可改革？这一问题未必有意义，因为到1990年时，由于实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党的机关已经失去其大多数权利和特权（在这方面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叶戈尔·利加乔夫——党的机关的主要代表、戈尔巴乔夫过去的盟友越来越反对改革），作为这一机关的总指挥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已停止工作，各部委党委要么解散，要么失去作用，基层国家机关中，党委的权力则转到选举出的苏维埃手中；在外省，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当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行使了几十年的权力正式转给新的苏联议会和总统后，这一过程有了推动力，因为它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了；党的机关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甚至在党内也大大降低，1990年，党的机关的首脑——过去由党内寡头秘密挑选的总书记首次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公开选举。

也许戈尔巴乔夫仍然害怕“这只可恶的疯狗”，但是这个机关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只纸老虎，遇到选举改革后，它便处于“心理休克状态”，“完全不知所措”。随着这一机关在党的系统中作用的减小和组织结构的瓦解，它的一些代表试图采取某些步骤反对戈尔巴乔夫，但这并未产生特别的效果，反对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军队、克格勃，甚至在议会。1991年的事件非常可悲地表明了当时党的机关的作用已经多么微不足道，尽管它的大多数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员都支持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但是与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策划政变的并不是这个机关，它甚至可能事先都不知道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