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尽管差额选举所体现出的宽松气氛和相当程度的民主化客观上给联盟制造了诸多困难，但还没有排除从虚假的联邦向真正的（尽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新的、自愿的联盟条约基础上组成联邦转变的可能性，尽管缩小的联盟也许得以保留，但苏联制度未必能经受得住改革的过程，改革使制度的矛盾、无效性和不公正性凸显出来，并很快使领导改革过程的人面临选择：要么恢复人们所熟悉的旧制度的准则，要么按照改革年代的制度多元化的逻辑行事。戈尔巴乔夫的作用在于，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因为改革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已经觉醒的社会上甚至可以公开讨论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脱离上层领导者的控制。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以渐进方式实行革命性改变”这一原本不错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此外，在对苏联指令式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不可能不发现改革这种体制存在种种局限，因此必须向按照其他原则运行的经济制度转变，当然，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必然会先使情况变得糟糕，然后才使情况好转，尽管如此，也必须实现这种转变。对指令式政治机体的改革比较平稳地转变为制度的转型，不过这要求戈尔巴乔夫有出色的政治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便“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从而避免重走老路，因为他的政敌要做到这一点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投票撤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并用自己人取代他［27］。

戈尔巴乔夫的巨大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在党的机关、安全机关和军工综合体中占据强有力地位的苏共党内保守派；有其民族国家独立要求得到群众支持，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获得强硬支持的民族精英；有已经能够对短缺经济和社会问题久拖不决表示不满的高度政治化的俄罗斯社会，尽管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和苏联还是从体制改革转变为制度转型，这并非是玩文字游戏，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承认必须“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28］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盟友有过策略上退却或动摇（其中有些带来了与愿望相反的结果），但他们还是逐步走向铲除他们所继承的制度的战略目标，他们力求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将大大优于他们从苏联继承的制度，并争取在政治上取得比在经济上大得多的成就。

注释

［1］虽然这篇文章专门为本书所写，但其中还是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苏联转型期的政治领导》文集（阿·布朗、利·舍夫佐娃合编，华盛顿特区2001年版）中我的几篇文章和我的《苏联：制度改革还是制度性转型》(载于《斯拉夫评论》，第63卷，2004年第3期)一文中的某些片段。

［2］这几点详见阿尔奇·布朗的《共产主义》（《Communism》）一文（载于《世界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百科》，N.J.施梅尔瑟、保罗·B.巴尔特斯合编，牛津2001年版，第2323—2325页）以及他的《戈尔巴乔夫因素》一书（牛津1996年版，第309—315页）。

［3］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书记初期曾认为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只是不够完善，需要加以改革。后来他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构想，于是他得出结论：苏联从来都不存在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是逐渐发生改变的。他在同一位老朋友谈话时就表明：“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对话》，纽约2002年版，第65页）。戈尔巴乔夫还说：“……在1985年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想对制度加以改善，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然而更大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不打算再去建立种种理想模式并将社会生活纳入其中，我们消除了威权主义的权力，允许自由选举，实行多元化民主，而这些是与民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同上，第200页）。

［4］所以，尽管我非常尊重已经去世的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在自己的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中称赞了我对苏联和俄罗斯政治的分析，却又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通常看法而批评我。参看：格·霍·沙赫纳扎罗夫《当代文明与俄罗斯》一书（莫斯科2003年版），尤其是《个性因素与民主之外的选择》一节（第176—191页）。

［5］应当指出，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说，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也已改变。在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主要政党的领导者中，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可以建成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一词，如果仅就他们对这一术语继续使用的情况来看（如今英国工党领导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比欧洲大陆国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朋友们少），已经意味着其他价值观和取向，而不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制度。

［6］参看：阿尔奇·布朗（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终结》（伦敦2004年版）和罗伯特·D.英格利希《俄罗斯与西方思想:戈尔巴乔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结束》（纽约2000年版）。

［7］罗伯特·A.达尔《为何一切民主国家都是混合经济》，收入约翰·W.查普曼和伊恩·夏皮罗合编《民主社会》（纽约1993年版）一书，第259—282页。

［8］同上，第259页。

［9］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西伯利亚灾祸论：共产主义规划者如何冷落俄罗斯》（华盛顿2003年版）。

［10］罗伯特·A.达尔，前引书。

［11］参看1987年7月15日《真理报》第1—2版；1987年9月30日《真理报》第1版。

［12］关于尼古拉·吉洪诺夫和维克托·格里申等人1984年阻止戈尔巴乔夫地位上升的企图和手段见：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莫斯科1995年版）第1卷第248—262页。通过维克托·格里申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五位总书记和阿·尼·柯西金的政治肖像》一书（莫斯科1996年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他的共产党人保守派的观点。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证实，格里申不仅仅是有当总书记的想法——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身边的人“已经起草好了讲话稿和政治纲领”，这是专门供格里申当上总书记后用的。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莫斯科2003年版）第459页。当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戈尔巴乔夫决定当天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里申明白，什么都得不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们也在为权力的平稳移交打基础。例如，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达成了协议，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459—463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的迷宫中：儿子的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97年版）第94—95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推测说，格里戈里·罗曼诺夫比维·格里申更渴望当上总书记（同上书，第96—98页）。按照当时的一个可能的方案：先由年迈的格里申出任一段领导，然后再让罗曼诺夫这个年纪较轻而又有着同样保守观点的人担任总书记。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过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页。

［14］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95页。

［15］杰克·马特洛克《为一个帝国验尸：美国大使对苏联垮台的看法》（纽约：蓝登书屋1995年版）第210页。

［16］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383页。

［17］极力论证里根在这方面作用的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不过，他同时也完全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关键作用。参看：杰克·F.马特洛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纽约：蓝登书屋2004年版）。

［18］乔治·舒尔茨《混乱与凯旋：我的国务卿岁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页。

［19］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我的国家与世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版）。另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解体》（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欧亚大陆”出版社1998年版）；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戈尔巴乔夫助手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莫斯科：“俄罗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对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恶毒的说法：瓦·米·法林《真实情况：政治回忆录》（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年版）。

［20］对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来说，东欧各国成为完全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范例是非常重要的，东欧国家的做法给了他们从苏联范围内更多的独立转而要求完全的独立的勇气。见：阿尔奇·布朗《共产主义转型的转型后果》，载于《后苏联事务》，第16册，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页。

［21］通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可靠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的声望实际上急剧下降。然而，与根据选择性记忆进行的回忆不同，当时的统计表明，戈尔巴乔夫在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俄罗斯和全苏联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鲍里斯·杜宾指出，根据调查资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两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领袖”——起初是戈尔巴乔夫，然后是叶利钦。见：鲍·杜宾《斯大林与其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舆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的看法》，载于《社会舆论调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页。除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以外，由社会科学院进行的认真的社会调查也表明，1989年戈尔巴乔夫的声望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第213页。

［22］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巴尔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页。

［23］叶利钦的胜利完全不是预先注定的。如果实行国家总统全民选举的话，就会给戈尔巴乔夫日益下降的声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赢得几分，因为他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继承了巨大权力而又情愿把这一权力交给人民支配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带来的也正是这一结果，但是，如果苏联总统直接选举能够进行（当时戈尔巴乔夫还在犹豫不决），这一点会更加明显。

［24］参看：罗杰斯·布鲁贝克《改良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英国剑桥1966年版）；瓦莱丽·邦斯《颠覆性机构：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设计和建造》（英国剑桥1999年版）；另见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尤其是第19章。

［25］参看：马修·怀曼《苏联垮台中的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虽然书名中提到的是俄罗斯，但该书论述的不仅是苏联后期的情况，还有后苏联时期的情况），收录在他的《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一般看法》（伦敦1997年版）第149—173页。

［26］1990年5月，叶利钦坚持认为联盟法律不应当与俄罗斯法律相抵触，而俄罗斯法律可以与联盟法律不一致。参看：利昂·阿伦《鲍里斯·叶利钦：革命的一生》（伦敦2000年版）第377页。对于叶利钦以及他身边那些贪图功名的人来说，联盟的命运与争夺权力的斗争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关于必须“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一政治转型时期的普遍问题，参看：古耶尔莫·奥唐纳和菲利普·C.施密特《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对不确定民主的初步结论》（巴尔的摩1986年版）第44页。或者如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所说：“人们很少提出关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时间里避免了多少次政变这一问题。任何一次这种潜在的政变都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不利，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处于与他所领导的党几乎隔离的境地。”参看：安德烈·绥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苏联垮台的内幕》（博尔德1995年版）第101页。

［28］参看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