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过去（和现在）远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评价。总体来看，八月阴谋分子以及其他某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均不同意这一评价。当代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位主要人士认为，实际上条约“……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不复存在”［41］。

尽管这场背靠背的争论完全是虚拟的，但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沙赫纳扎罗夫的评价更正确。因为他们说的是趋势，并没有预言可能的结局，而他们的论敌却把联盟国家在条约签署后解体的现实可能性当成了既成事实。事实不是这样：在提出的结构内联盟将成为比今天的欧盟组织更紧密的构成体。

实际上联盟条约记录了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精英在苏联政治历史这一关键和极不稳定时刻的某种力量对比。从这个条约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联盟国家得到巩固或完全解体。事实果然如此，这给错综复杂和缺乏研究的改革历史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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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仅谈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一重大问题的个别层面。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和特点甚至没有提到。因为同时提出和要解决的还有对我国和世界真正命运攸关的对外政策问题。外交突破的准备和实施需要很长时间和巨大努力，而冷战在苏联完全能够接受的条件下的结束给了我们这一切。或者，比如说，意识形态在改革领导人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指路明灯。我们假设命运女神向他微笑，他在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以胜利告终，我们会处于什么环境中呢？会处于许多人谈到、但没有人看到的“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中吗？或者这是保留了以前时期社会成果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某种方案，是吗？问题，除了问题还是问题……改革留下的问题比答案多得多。

注释

［1］例如А.С.巴尔先科夫《俄罗斯当代历史概论》，莫斯科2002年版，第43、81、172页。

［2］同上，第49页。

［3］格·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莫斯科1993年版，第28页。另见第29—30页。

［4］同上，第28页。

［5］同上，第29页。

［6］详见А.С.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58—63页。

［7］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38—342页。

［8］同上，第342页。

［9］同上，第343页。

［10］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莫斯科1994年版，第44—45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莫斯科2001年版，第325页。

［11］А.С.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74—78页。

［12］戈尔巴乔夫本人认为1986—1987年之交是“改革的第一次严重危机”（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11页）。

［13］安·格拉乔夫公开提出躲开“赫鲁晓夫在例行中央全会上‘被解职’这一如影随形的幽灵”。安·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年版，第236页。

［14］米·谢·戈尔巴乔夫《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莫斯科1998年版，第69页。

［15］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16］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54页。

［17］转引自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47页。

［18］同上，另见第218页。

［19］持这种观点的是最后一任总书记的两位“政治”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沙赫纳扎罗夫。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版，第241—242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1、430、431页。

［20］А.С.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121页。另见第122页。

［21］光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就有将近3000名工作人员。而党内机关权势分子的党羽的数量要多100倍。1988年秋，当第一次机关大精简开始后，要辞退的有80—90万人（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第233、235页）。

［22］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42、356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5、428页。另见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540页。

［23］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538页。

［24］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54页。

［25］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524、542、548页。

［26］参看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0页。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人的职能”。诚然，持这种观点的安·格拉乔夫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实质上没有为‘第二个党’——改革党（即支持改革的普通党员。——作者注）在组织上的形成做任何事情。”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28、229页。

［27］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17页。另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87页。

［28］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347页。

［29］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9页。

［30］参看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74—75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326—330页；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38页。

［31］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509页。

［32］回首往事，阿·切尔尼亚耶夫悲哀地认为：“不光是利加乔夫没能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助手’。而且整个当时的管理机关也是如此。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50页。

［33］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党的领导人对第比利斯血腥事件的反应，他写道：“……我们的干部认为政治手段是软弱的表现。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强力。”——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515页。

［34］参看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496、501、514、517、518页，第2卷第499页。

［35］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1卷第520页。

［36］转引自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301页。

［37］瓦·梅德韦杰夫和格·沙赫纳扎罗夫也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出现是在1991年3—4月，即在当年发生极其尖锐的政治危机之后。参看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181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02页。

［38］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1页。格·沙赫纳扎罗夫这位未来条约“之父”后来回忆说：“围绕这份文件群情激昂、众说纷纭。”——同上，第401页。

［39］米·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550页。

［40］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7页。

［41］А.С.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