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发展社会民主党和东欧各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平常之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负责按照总的协议协调“做社会民主党工作”（这是党内的习惯说法）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率先为接受社会民主党思想和与社会民主党协同行动敞开了大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积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为根据相互理解、信任、放弃武断成见的精神制定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总的概念性方法起了促进作用。

在社会民主党国际方面对此表示最积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拥有相应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建立共同工作小组来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并确定共同立场的做法风靡一时。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与苏共讨论了削减军费开支并利用腾出来的部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该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讨论了欧洲安全政策和信任措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讨论了保护环境问题，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讨论了经济领域的合作问题，以及与德国统一社会党讨论了在中欧建立没有化学武器、没有核武器区和无核走廊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共同制定了题为《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的文件，该文件于1987年8月在波恩和东柏林向社会舆论公布。

按照当时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的艾尔哈德·埃普勒的说法，这一文件接受和领会了来自戈尔巴乔夫、来自他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他对帕尔梅委员会报告［10］的积极态度的动机。报告试图确定为了使共同安全得到实现，两个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哪些变化。回答是：双方应承认对方有和平能力（不相互认为对方天生具有侵略性），有生存权，有演进和改革的能力。同时文件起草者承认两个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和应当以不破坏和不毒化国际关系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要遵循意识形态争论的一定规则。

后来勃兰特指出，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东欧共产党人试图围绕“势不两立的观点”进行争论的做法在他看来并不很成功。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当然也清楚，该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打算“放弃原则”，但力求在当时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民主德国国内，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简明历史》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反对派不止一次利用上述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11］。

上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寻求摆脱困难的出路时越来越注重技术成因文化和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向这一方向演进的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一思维具有某种社会民主党的色彩不足为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我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书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戈尔巴乔夫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所作的报告也证明，苏共改革派领导人准备对建立在意识形态教条基础上的许多原来的评价重新加以审视，并对政治行动作出相应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大批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党的代表参加莫斯科庆祝活动的不寻常事件。

在克里姆林宫的隆重集会上卡·索尔萨代表社会党国际讲了话。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的国际性会见。参加会见的除了各国共产党（不只是执政党）的代表外，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这是自1922年“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失败之后双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社会党国际各党代表讲话的内容和调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把握政治分寸的考虑，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表现出由衷的热情，而且认为改革证明了社会民主党选择的正确。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未必对日趋衰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有什么幻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代表的评价则谨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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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5日勃兰特再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这一次他有比以前更充分的理由认为，与右派专政不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苏联当时民主化进程本身获得内在进展，而且无可怀疑的是，苏联的政策——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勃兰特关心的自然是苏联改革的前景，是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看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话者对在改革深入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困难的坦率评价——当时行政指令体制停止了运行，而新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还未形成。用勃兰特的话来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掩饰官僚中间不断增长的不满和不同意见。勃兰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能否战胜这种反抗，而如果能，那么用什么方式。但我一秒钟也不怀疑，我们应当欢迎苏联改革和改革者取得的任何胜利。”［12］

引起勃兰特特别关注的是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对诸如降低对抗程度、合理减少军费开支、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和保护环境提供资金等高于一般意识形态争论的全球任务的关心。勃兰特指出，在讲话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苏联新领导人明显受到了帕尔梅和我与我们的委员会或更早时候与我们的世界各国朋友们共同提出的思想的影响。”［13］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援引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吸收了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国际所创造的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勃兰特和帕尔梅的委员会所研究的许多东西。”［14］这次会见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位领导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意识形态问题，讨论了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和发展苏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可能性［15］。

在这方面很快就迈出了新的一步：苏共第一次受邀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在马德里召开的例行委员会会议（1988年5月11—12日）。苏共中央派去参会的是国际部工作人员——亚历山大·佐托夫和笔者（当时均为国际部顾问）。正像韦内宁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社会党国际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各党对与共产党人接触态度不同，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正在变化的“东西方”关系，尤其是苏联的变化、苏美关系的进展、由于美国开始总统竞选活动而使谈判进程遇到的困难，作出“欧洲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