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签署了关于在莫斯科开办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处的协议，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处的开办仪式于1989年4月举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福格尔参加了仪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纪念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名为“劳动世界与人类命运”的国际研讨会。在苏共中央的“十月”饭店（今为“阿尔巴特”饭店）圆桌旁就坐的有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瑞士、瑞典）的代表。讨论相当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称“同志”，坦诚地、毫无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布拉格）建议瑞士社会党人让·西格列尔和笔者继续进行对话，并将对话在杂志上发表［18］。对话内容相当尖锐，因为作为左派社会党人的西格列尔不喜欢耍外交手腕，建议讨论最棘手的问题。他在给予苏联改革以应有的评价（“令人关注的进程，就像凝滞的、寂静的冰川上的火山爆发”）的同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认为苏联改革会由于不断遇到严重阻碍而难以为继，因为在这位对话者看来，在保留一党制的情况下这些阻碍是无法克服的。但他作了如下表示：“我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盼望有一天在社会党国际的各个机构中能有苏共的代表。”

这当然是一个过于大胆的、不现实的推测；但苏共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应邀以观察员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不久后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德哥尔摩，1989年6月）。代表苏共参加的是卡连·布鲁坦茨（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维克托·雷金（局长）和笔者。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勃兰特接见了我们，我们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致代表大会的信件［19］。实际上所有与我们谈话的人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社会党国际和苏共之间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会的多米尼加革命党领导人培尼亚·戈麦斯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明显有些夸张：苏联代表的参加，他说，“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统一的过程”。

几乎所有发言者在讲话中都提到苏联改革及支持苏联改革的问题。一个明确的看法是，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不能仅仅充当消极的观察员（与某些保守派不同），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责任，特别是不要让苏联改革转向资本主义轨道（尼尔·金诺克、米歇尔·罗卡尔），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问题是：要意识到这样的转变是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利益的。

争论表明，社会民主党把扩大自己影响范围的希望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连在一起，但同时立场也发生了分化，这反映了各党和各个活动家之间在评价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方面的分歧。一些人在给予“戈尔巴乔夫的勇敢改革”以应有评价的同时，以胜利者的口吻咄咄逼人地谈起“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另一些人在讲话中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进程的命运表示担忧，谈起改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提出必须帮助苏联及东欧国家把改革进程维系在社会主义轨道内（巴尔、金诺克、索尔萨）。社会民主党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变化的双重态度还有另一个表现：一方面打算支持那里已经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流派，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助长极端主义势力，破坏业已形成的与执政党的合作，为此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勃兰特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不是用来出口的。”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社会党国际纲领——原则宣言，取代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新宣言的开头写道：“社会主义思想为整个世界的人的想像力所掌握，这一思想产生了成功的政治运动，对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为20世纪面貌的形成做出了贡献。”［20］这样的开头在初稿中没有，纲领的主要作者之一托·迈耶尔在弗罗伊登堡给我看过初稿，东欧、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使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对展现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前景非常乐观，“这是一次乐观的代表大会”，——勃兰特在告别谈话中对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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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乐观的情绪也从表面上感染了戈尔巴乔夫和勃兰特在莫斯科的会见，勃兰特是在1989年10月中旬即在柏林墙倒塌几星期前来到莫斯科“讲学”的。戈尔巴乔夫对所谓东欧国家发生的事情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的看法提出异议；他谈到社会主义在文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可能的发展并肯定了“我们与社会民主党的接近”。勃兰特在对此作出回应时表示相信，与那些宣告社会主义灭亡的人所说的相反，从历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正处于新的起点”。自然他指的是被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不同于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苏联的国家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认为这种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勃兰特建议派社会党国际代表团去苏联，讨论定期交换意见的形式和主题，不仅就和平与裁军问题，而且还要就诸如世界经济、生态、科技革命、北南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于1990年2月底抵达苏联，其间还访问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勃兰特还提议由戈尔巴乔夫和他本人为新的国际杂志《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期写前两篇文章，倡议出版该杂志（用欧洲几国语言）的是西班牙社会党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