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清楚表明，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他在政治方面是强大的，足以使他公开要求对政治方针作重大改变并进行制度改革。然而在转入进攻之后，他与更保守的势力发生公开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大……他的纲领和他本人的政治前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5］。

1987年6月举行的下一次苏共中央全会成为通过戈尔巴乔夫纲领的又一个步骤。关于这次全会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通报说，“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6月的中央全会上和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取得了重大政治胜利，使跨时代的综合经济改革纲领获得赞同，并使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控制政治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关于在1988年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有可能使他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阵地，他的拥护者正在那里同试图限制改革的规模并拖延改革进程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进行斗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

全会通过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综合措施的指示和最高苏维埃批准关于国有企业的新法令，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探索“新的经济体制”的分水岭。首先他实行了有限的和零散的经济改革，而苏联境内外的批评者均主张必须采取一揽子解决办法。新纲领……的目的是大大减少中央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把1987年6月的决策欣喜地称之为“分水岭”，但警告说，“尽管它们（戈尔巴乔夫的成就）令人肃然起敬，但并不能保证他长期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试验，同样也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依然还有保守势力，而且原先是戈尔巴乔夫盟友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他的行动过于匆忙。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也不愿意发生变化”。［6］

1987年12月，在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的前几个星期，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该文件对苏联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对今后数年的政治生活作了预测。该文件开头的话引人注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他作了勇敢的尝试，试图向苏联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加强莫斯科与西方竞争的阵地，更积极地在全球舞台上扩大苏联的影响。他所主张的改革能够潜移默化地使苏联政策和苏联制度发生自斯大林1920时代末采取动员措施后的整个时期内的最大变化。”接着报告对“戈尔巴乔夫理念”作了如下描述：

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相信他能够使制度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而不是简单地对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是意义深远的内政和外交任务。为了使社会活跃和经济复苏，他：

——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了重大行动，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为实施自己意义深远的政策准备基础。

——试图改革斯大林制度的基本架构。他打算建立“中间制度”，这种制度保留了列宁制度的实质特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对主要经济领域的战略控制），同时又引入了1920年代之后苏联所没有的方法，例如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更加宽容的政治气氛，镇压减少的苏联公民生存环境，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和在经济竞争中（在一定程度上）的更大的空间。

尽管该文件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对苏联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但同时又提出一种看法，指出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中保留了传统的苏联任务：“首先提高苏联领土的安全程度，扩大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以及在整个地球推进共产主义和排挤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力图改变苏联的战略和策略，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的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与西方、共产主义集团、中国和第三世界关系中的更加灵活并准备妥协的外交政策，同时相应减少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武力恫吓因素，这些将有助于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务。”［7］

该报告的作者对戈尔巴乔夫的目标作了这种定义之后，对戈尔巴乔夫能否完成提出的任务作了评估。按照他们的意见，现行制度的革新是最有可能的结果。接着报告指出，考虑到转变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戈尔巴乔夫比整顿走得更远并推行所谓的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并未被完全排除，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据估计为三分之一。至于说其他的可能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与进行制度改革相比，回到更加极权主义的新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更小，接着该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在光谱的对边，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即意味着比制度改革更彻底地走向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这种可能性在各种情况下实际都等于零。”

情报机关的报告在负责制定政策的官方人士形成看法时自然会被注意到，但这些报告并未被认为是绝对的和最终的。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越来越根据他们与苏联领导人，当然主要是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个人接触的体验来作出判断。随着这些接触的频繁和积极，更加相信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确实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苏联领导人，确实打算进行根本的改革，或许还打算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在美国情报共同体看来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同意销毁中程核导弹并准备采取措施开放苏联大众传媒以进行严肃的争论，开放社会以使苏联公民与西方人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尽管一些顾问告诉里根，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只是为了使苏联在推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时变得更强大更有效，但里根认为，即使新苏联更强大，也不会对美国或其邻国构成威胁，而只会成为经济发展和保卫和平的伙伴。因此他希望看到戈尔巴乔夫打算利用改革使苏联民主化的征兆。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征兆出现在1988年5月，当时苏共中央向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了《提纲》。那时我已经当了一年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纲》公布的那一天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在那里帮助里根总统为访问莫斯科做准备。看完《提纲》我意识到，现在对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决心已用不着有任何怀疑了。我向里根总统介绍了《提纲》并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实现其中包含的思想，“苏联将永远无法回到过去”。里根对此表示赞同，几天之后，当有人在莫斯科问他，他是否还继续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他回答说：“不。现在已时过境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当有人问他，谁改变了形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一功绩属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