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叹息，在当代学界，像顾诚这样“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苦苦做学问的人，已经不多见了。笔者却以为不然。把学问视为生命第一追求的人在历史上何尝多过？自脑体劳动有了分工、形成了知识分子群以来，这个群落便始终在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物质与精神追求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过分追逐物质和最大限度地追逐精神目标的人始终是少数人，多数人通常是两者兼半的对立统一者。这样我们才有了思想境界的高下之分，有了世俗的众多知识分子，以及少数的俗不可耐或超凡脱俗者；有了多数的平庸之作，少数的杰作和滥污之作。就文明的发展而言，当然更需要那些倘佯在精神家园中的脱俗者，因为他们是人类精神文明精髓的主要缔造者。翻翻世界思想文化史，留下深刻印痕的大多属于这类人。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追求真理（真实）置于其他追求之上，其中的最彻底者则视真理与生命同价。就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这样的人当然越多越好。然而，这样的人不是想多就能多起来的，因为追求真理必须不折不扣地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前提是独立思考，一切从事实出发，不唯俗，不唯书，不唯上，这就往往同大多数人构成的世俗或官方观念发生矛盾甚至冲突，于是真理的追求者便不得不努力顶住曲学阿世、曲学附势的压力，牺牲个人的许多利益。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敢理直气壮地说我顶住了沉重的压力呢？所以像顾诚这样做学问的人在历史上总是少数，但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脊梁。至于他的《南明史》是否能归入历史杰作的范畴，那还要经过史学实践的长期检验。但从国内外明史研究的现状出发，说这部著作将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很难被他人超越并不为过。 

实际上，现在的问题不是类似顾诚这样治学的人不多了，而是学术圈内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能把十年磨一剑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治学方式当作追求的目标和模板加以提倡，当作一种可敬的学术精神加以推崇。现在则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大诱惑和职称评定机制的沉重压力，校园内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数量优先、实用优先的利益驱动下，无数的专著、论文，一套套的解释体系和法则就像生产线上的产品涌流了出来，导致学术领域也同经济领域一样，包装高于内容，泡沫覆盖了本质，浮躁成了史学工作者们的常见病。于是诸如此类的奇怪现象便出现了：自然科学中哪怕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定理也需要研究者进行无数次的实验和常年的思考，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往往只需几条论据就能归纳出庞大的结论。难怪社会上流行着文科易学好搞的偏见（当然自然科学中也不是没有冒牌货）。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识时务、固守精神家园的少数学者便显得尤为可贵可敬。顾诚用自己的《南明史》证明，社会科学中的真理（真实），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一样，绝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过来就能用，同样需要寻找者付出巨大的代价，需要时间、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长时间与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进行抗衡的勇气。那些靠一知半解、东拼西凑、媚俗媚上、投机取巧等小聪明、小伎俩拼凑学问的人，是永远同真理无缘的。这正是顾诚的《南明史》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