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盐仓门瓮城内外

我出生在浙东一个濒海的中等城市——宁波。当时的宁波就像闭关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会被强行打开的一个窗口，它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我父亲是个家无恒产、没有文化的小商人。他从乡下农民那里贩来蔬果和劈柴，转卖给教会里的善男信女们，生活水平跟自耕农差不多。除了卖柴以外，偶尔也是弹棉花的师傅。光靠这种季节性的行当显然是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的。幸亏他做得一手好菜，一有机会，就去给做红白喜事的大户人家掌厨，挣补些家用。1949年以后，在填写履历表，遇到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时，我常感到为难和苦恼。一方面以出身贫苦为荣，另一方面又因根不红苗不正为憾，这种半是虚荣、半是自卑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显然是读毛选的结果）才渐渐地淡化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阴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但他有幸换来了一个“独子”。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这或许是他自慰自嘲的失落感的流露，不过我相信，他毕竟是比其他被剪了辫子的男人所感受的痛苦要少一些。

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父亲年轻时好赌“牌九”。一次他赌到最后——以为输定了，不敢翻自己的牌拔脚就走。母亲却很坚定，伸手一翻，竟是九点，赢了。母亲高兴时，父亲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的确比父亲要精明得多。我半像父亲，半像母亲。我感到父亲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有时超过，甚至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充分发挥天赐的绝对意志，执著追求的自信心，不甘停留在原有成就之上的进取心等——品质对我的影响。我于不顺利时，往往也会重新拾起父亲递给我的接力棒，陷入谨小慎微的循规蹈矩之中，自甘退避。

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女人。与父亲瘦长个儿相反，她长得矮矮胖胖的。她先后生过十个子女，只留下了我和比我大十六岁的长女，其他几个孩子全在猩红热、白喉、百日咳、肺炎等疾病中夭亡，多半没有能活到周岁。可是，母亲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朝气、乐观的精神——时常仰头哈哈大笑，在不顺利时虽然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却绝不对苦难低头；沉默中自有坚强的韧性。

我家在搬到城门外沿江的出租房之前，原住在盐仓门内外两道城门之间的瓮城内，是靠城墙内壁的第一户人家。房子破旧、阴暗，炎热的夏季到来时，潮湿而闷热。前间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扁担、麻绳、劈柴……朝北的一面墙就是城墙，上面挂着父亲的生产工具——木制的弯弓上有一条用羊肠做的长弦和两个拳头大小的用于弹打棉花的木制圆棍。前间另一头有一口井，里面吊着一只盛着剩菜剩饭的竹篮子。揭开井盖，冒出一阵凉气，使宛若蒸笼的屋子有了些许凉意。后间是三口人起坐睡觉的卧室。与卧室相通的后院中央有一口满是蝌蚪和绿苔的池塘。听说池塘对门一家的一个小孩曾猛推竹板房门，却不得而入，被反弹的劲头一冲，掉在塘里淹死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才把家搬到离外城门不远的地方，租了两间和以前大小差不多的居室。房外沿江有一个空旷的晒场，堆着几座像小山头模样的柴禾，那就是父亲所有的动产了。但母亲之所以决定搬家，我确信还有别的深远的考虑。她懂得“孟母三迁”的道理，认为对于我来说，换个地方是太重要了。住在瓮城里的人们除了一家小杂货店姓秦的老板外，尽是些外来户——轮船上的茶房、侍候红白喜事的“大皮”（吹鼓手）、“送娘子”（伴娘）、在澡堂里给人剃头、搓背、修脚的杂役。这几种人的儿子在废科举前是没有报考乡试的资格的，被称作不能上桌的“下贱人”。母亲是要把儿子扶到桌上的，也许丝毫不曾有占个上席的念头。我的祖父在“长毛”（太平军）造反时，从福建徒步战斗到宁波，而后留下来当了一名“乡勇”——更夫。他叫“龚清廉”，这个想成为清官的名字是我在他的葬处——东乡黄岔市——祖墓上层的一块砖头上见到的。母亲祖上原是镇海小港的一门姓李的大户人家。外祖父是这个大户中没落的一支后裔，后来当了油漆匠，携着一女二男到宁波来营生。在他亡故后，他的长女——我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和我父亲因此就负有培养我两个舅舅的责任。大舅和小舅在我出生前都已成家，在甬江北岸一带自立门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