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另一个世界

20世纪20年代，除了教会里的人外，与我接触较多、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另一批人，大抵是一些小商人、小业主、小员司、船老大、自耕农、长工、裁缝、理发匠等，以及侍候洋人的西崽和厨子，全是些起早睡晚为了生活挣扎苦斗的人们，风里来雨里去，芸芸众生中的平民百姓。

我在幼小时就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在那雪花纷飞的夜晚，我最大的温暖就是在沿江的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怨愤与追求。和他们共鸣使我养成那种好气愤又爱激动的性格，恰好是与妇女学校所要培育的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风度不相容的。

春汛来了，乘着本地人的渡船或外省人的木排，在湍急的江流中追波逐浪；在招宝山下在海风摇晃的茅舍里憩息；有时也会有片断欢乐的时刻，跟着年岁比我大几岁的在地主家里干活的长工，登山眺望太阳从无边无际的东海里升起。后来，当我把这种壮观和《东方红》的旋律联系起来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激进的时代，我晚来了十几年，因而是不可能属于它的。

夏天，甚至在台风过后的半夜里，我这样幼小的孩子还得做父亲的帮手，赶紧地把海风吹倒的堆堆柴禾收拾起来，或者摊开来晒干，或者从下面扔到站在柴堆上的父亲手里，就像我给父亲作为一个手工业者拉棉纱线，安在压平了的棉絮毯上一样。“保证质量”，这是父亲的要求，我从未辜负过他的信赖。

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疾病流行的秋天是一个更可怕的季节。一具具被“虎列拉”击倒的尸首横陈在“佑信观”（道家寺庙）里等待收殓。尽管有被沾染上的生命危险，父亲还是遵循两千年来“舍己为人”的喻世恒言，按风俗给死者穿上五层寿衣，从而经常引起母亲的不满而争吵。但他却从此更令人尊敬了。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总是站在父亲一边，和母亲对立。父亲为人随和，心口如一，虽然有时暴跳如雷，但他和乡亲们是开诚相见、休戚相关的。每有所得，总会从他的口袋里摸出几块烧饼或几个包子来分送给邻居的孤儿寡女，待他们和待我一视同仁。他的这种内心世界的平等价值观使我自幼相信，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除了各有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外，身上总还会有一些优秀、纯洁和高尚的东西。

1917年，比我小一岁的妹妹才5岁就得了那时不可救治的肺病。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心爱的补习学校，陪妹妹住院治病。她们一住就是半年，妹妹最终还是夭折在医院里。为了压制怀念，母亲就在那所医院里留下来当了一名裁缝，同时夜晚陪伴女护士，当护士学校宿舍的“助理员”（实际上是“保护人”），整整有4个年头和我父亲分居。我偶尔才到医院去看望她。这样，我和父亲的亲密程度渐渐超过了母亲。她把每月7块银元的工资全数交给了父亲，我们的生活就比以前好得多了，能够搬到一家剃头店的楼上居住。这时，从嘉兴来了一个约摸十八九岁叫金文德的后生，一个专做女服的“红帮”裁缝，他拜父亲为“义父”。文德阿哥也就成了我家的成员。后来父亲给他在圣模女校找了一个对象；结婚后他俩在鼓楼前开店自立门户。然而，不幸降临到文德哥的身上。他请来的帮工师弟身强力壮，浓眉俊眼，居然和文德哥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使辛勤劳累十多年的文德哥身心崩溃，死于肺痨。伤感的父亲显得更加孤独、沉默了。

这段时期只有我与父亲形影不离，除了读书之外，经常随他奔波于农村和市井，所见所闻多是些凄惨悲怆的故事，男女悲欢情、仗富欺贫事、天灾人祸史，促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

农村倒是我最喜欢去的天地。地主家里比我大得多的长工们都爱和我在一起，他们都是身体粗壮、渴望情爱的大孩子。我的性知识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我去乡下的机会多半是地主子女婚嫁之时。按我们家乡的规矩，大喜时节，亲朋好友都来庆贺。坐吃三天三夜的“七碗八碟”，全是我父亲掌厨的。我跟着去，夜里就睡在走廊的一张临时架起的铺板上。夏天，每到夜深人静时，在我所知道的不拘什么地方，似乎没有比这个走廊显得更阴凉、更寂静、更舒适的了。冷冷的月光透射进来，起初我是那么害怕：一位长工默默地走来坐在我床边面对荒野。我带着惊奇仔细地端详着那油光光的背脊，黑黝黝的肌肤，脖子上微微颤动的青筋。他不看我，只是凝视着月光，我觉得那月光似乎成了两人心灵相通的渠道。假如我把他看得更久一点，我也许会被他那股神情诱惑得想低声说点什么，或者抚摸点什么，那样一来，我或许会变成调皮的孩子啦！于是我徐徐躺下，好奇地等待着他开口。没有丝毫动静，只见他像个幽灵待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哆嗦。也许他正在陷入一种对破坏性的情欲冲动的恐惧和带着几分善良的内在宁静的激烈斗争的困境之中，这不能不引发我这个已到16周岁的男孩的强烈同情。

“大哥”，我突然轻声问道：“你结过婚吗？”

“少爷”，他头也不回嗫嚅地回答道：“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

他带着那样大的惊慌表情转过身来，从头到脚凝视我的全身，全像我以后在卢浮宫观看希腊石膏人像时一样全神贯注。

“你今年几岁啦？”他的脸微微抽搐，声音颤抖。我顿时觉得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你到底结过婚没，大哥哥？”我说道：“你是一个蛮好看的男人，比新郎官大几岁，是不是？”

我当然觉得他比今晚结婚的地主儿子俊俏得多。他的外观是粗糙、笨拙的，不过正是这阳刚之气引起了我的爱慕。

“我比新郎官好看？”他说道：“天哪！人家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哪！”

“人家是今天拜了天地吗？”我反问道：“他不见得比你大得太多吧！”

“人家有福气，只十六岁就讨老婆，阿拉算个啥？”他不再哆嗦了，喃喃地埋怨起自己的命运来，深深地沉浸在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悲哀里。

我翻了一个身，朝着墙壁睡去，让出一半凉席，让他躺下休息。他直挺挺地躺下了，不断地叹气、憋气、喘气。窗外的月亮恋爱着海洋，他和我就像月亮和海洋相隔那样的遥远。“人身、人性、人道……三位一体”现在尽在眼底，这是第一次。

该去上工了，在微明的月光下缓步穿过田野，我站在廊上目送他去开始一天的艰辛劳作。以后每当我回想这段童年往事时，总感到有某种莫名的伤感！这位长工也许早已变成鲁迅小说中的“闰土”，而他的当时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那样清晰，那样鲜明动人。

父亲在这方面满足了我这种不曾失落的官能。每年冬天，父亲双脚后跟老是开裂，深陷的浅红色的裂缝在出血，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清晰可见。他用热水浸烫后，叫我把他在灯上化熔开的药膏一滴一滴地涂满裂缝、窟窿，然后才能消除痛楚安然上床入睡。夜深人静，可是文德哥仍在隔壁的房里，煤油灯下辛勤地工作，忍受着疲劳的折磨，说是第二天一早就要给一位外国姑娘去试穿那件十万火急又美不胜收的新衣。当年他只身从嘉兴远道而来寄宿在我家里，身体瘦弱过早地开始独立谋生了；一个有一技之长，靠劳动吃饭的青年，我想，他对未来一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梦想破灭了，不幸的婚姻、繁重的活计、致命的疾病断送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亲眼目睹了他的一切苦难，自然益发加强了我对自己家庭困苦的感觉，激发了我对命运的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