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西门外的“真神堂”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后来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寡妇也加入了。我在7岁那一年被父亲领去，浸在水里，受了洗，也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了神。教会是我接触的又一个群体。在我的头脑里面，“神”，“上帝”、“耶稣”、“基督”等就是坐在教堂里虔诚地祷告、听布道的善男信女们，就是站在讲坛上面色红润、姿态慈祥的戚启运牧师，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灵的“人”。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有眼睛，有智慧。那时越虔诚的人就越往前排的座位上挤。人们在教堂中的座位恰好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反，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大抵都是一些穷苦人。信徒们，失去了爱或没有人爱的人们，庄严地歌唱：《耶稣爱我》……这时，主体和客体，理智与感情，理性与激情融为一体，唱出了他们在世上失落了的或是死亡了的心声。

我最初接触的一位教友，坐在我父亲身旁的、一个深度近视的小老头，他实际上恐怕比我父亲小好多岁，是一个在鼓楼前摆摊、卖咸菜的小贩。星期日是休息日，他收了摊子来到真神堂做礼拜，眯着细眼把《赞美诗》翻了一页又一页，唱了一遍又一遍。这些不幸的人们用歌声互相感染着，期盼“天堂”在尘世的降临。我的父亲和他们个个都是亲密无间的，尽管父亲不像第一排座位上的人那么起劲，他几乎不唱，只是默默的祈祷。

有一天，我来到鼓楼前菜摊大街上，那位我叫“申府阿叔”的小贩和我父亲双双蹲在咸菜桶后面，仿佛在商量一起好像不能公开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鳏夫，只有个闺女，没有男孩。现在挣了点钱，想续弦给他生个儿子，好继承他微薄的财产。说有个客户，家里有个哑巴姑娘，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保证能生贵子。于是约定一个日子，我也跟着他们俩去到这户人家相亲，只见那位姑娘正坐在一面绸绘架前绣花呢。她脸上有不少雀斑，穿着迎春花色的上衣、海昌蓝布的裤子、苹果色的袜子，毫无一点惊慌的表情，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事就这样成了。

阿叔家里的房子太小，要求父亲允许他在我们的家里完婚，另一个原因是他家还有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那时我们的家已从盐仓门搬到北郊路河弄口陈氏出租的三间平房里。有院子，院子里有盛接雨水用的两口大缸和一株石榴树，这在当时称得上是见得了人的房屋。父亲把我们三口人住的卧房让给申府叔做临时新房，其中有一张大床、一张八仙桌、一个立柜、四把凳子。晚上，我们就在中堂里打地铺。洞房花烛夜，新娘竟大声叫嚷起来。

“不要脸！”我大声叫喊出来，表明一种似懂非懂的幼稚的性情结。

“小乖，你懂个啥。再出声，揍你！”睡在我脚后的母亲愤怒地踹我几脚。父亲捂住了我的嘴。

“三日无大小，得去闹一闹。”我轻轻地跟父亲耳语。

父亲有点憨，搂着我不放。母亲和父亲通情达理，认为我“不懂事”。其实是我已经“懂事”了。按风俗习惯，这本是没有什么的老规矩。粗野的时代，粗野的风俗，不足为怪。

可是，通情达理的母亲在医院里偏偏做了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后果对她来说非常不利，几乎破坏了她的初衷——险些不能实现把我培养成为她供职的医院里的一名男护士或助手的想法，不让我再走父亲风里来、雨里去的老路。她见过世面，觉得父亲属于下等人，却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上等人。她竟在医院里偷偷地租来一件“红袄”给一位未婚先孕临产的大姑娘穿上，把一顶“凤冠”给她戴上。在母亲看来，只有这样才算成了合法婚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保佑，把“野种”顺利地生下来，不幸，这件事被接生的医生发现了，说我母亲“玩弄花招，骗人钱财”，开会决议“开除”，并且怀疑她拿了布、偷了被罩之类的东西。护士长是美国人海伦斯女士，她竟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抄我们的家。他们翻箱倒柜，果然抄出美国慈善团体捐献的不到二英寸平方大小的碎布条，五颜六色的“零头”一大堆，拼起来可做一床被面。这次，母亲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我面前丧尽了“面子”。她横下一条心，坚决不让我读完高小再上中学了。

父亲却从来没有想要我成为一个“上等人”，他倒愿意我永远做他的助手，出入他所往返的农村，母亲把家搬到北郊路，原是为了就近可以让我上浸礼会设在华美医院附近的高级国民小学，这是她最大的心愿，现在出了问题，使她绝了望，她是为了我而受气、遭受侮辱的。可是，我倒愿意跟着父亲走乡串村，颇为觉得普普通通是真，自自然然是美。

回忆往事，我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完全自然。1936年当我准备出国留英回家探亲时，华美医院的医生们全体邀请我家双亲到丁立成院长家里为我设宴饯行并示祝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次宴请意味着医院当局为我母亲几年前的处分“平反”。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除了我若有所思之外，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来到丁院长家，品尝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菜是马有方医生的父亲开的酒店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