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的良师益友

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是才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的林汉达先生。从他的《毕业纪念册》看到他戴着学士帽的半身照片，真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令我油然起敬。他上的第一堂英语课，就给三十几名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带来了新鲜生动的学习乐趣。他站在讲台前向我们讲道：“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你们大家快乐。读书是件乐事，愁眉苦脸，是什么也学不进去的。从发音到拼音，出了口的每一字母不单要吐音清晰，而且要讲得顺口，使对方听得悦耳。为此，你们就要高兴起来，用英文想：‘多么好听！’”他继续讲：“英语是外来语，它不像国语能随口而出。英语是从外面灌进中国人头脑里去的，没有形象可供揣摩。所以只能死背硬记。《英文津逮》的每一课文都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才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他说他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林老师这第一课给我们打开了学外语的扉门，它符合中学生强记博记的特点。这一年里，我们背熟了二十几课的课文，掌握了构句的框架，特别是介词用法、成语、不规则动词，都靠死背。

林汉达先生不仅仅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会弹琴，在礼堂里有一架脚踏风琴，他轻触那黑白相间的琴键，左右挥扬，风琴发出浑厚洪亮的音响，旋律于室内回荡，我们为之兴奋欢跃；他会唱歌，领我们高唱各样的歌曲，使我们有时慷慨激昂，有时肃然沉静；他懂美术，带我们背着画架到江边写生，姚江上的飘忽的小舟在我们画纸上张满了风帆，鼓得像足月的孕妇，逗得人人仰面大笑，不能自禁；他还给我们当导演，教我们自编自演劳动者生活题材的话剧；还让我们举行中文演说和英文背诵比赛，请校外记者、公立学校的教师等担任裁判，他自己在最后一排端坐审听。比赛前后详细指导我们动作的姿势、说话的节奏、文稿的撰写技巧以及事前保持心理平静的方法。他不迷信，不激进，不张狂，似乎从来不谈时事政治，但偶尔也会流露出把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的意识。

林先生后来离校去上海世界书局任英语课文编辑，1949年前夕他从东北教育厅长调任燕大教务长。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他还是像往年一样，耐心回答了我对基督教义和马列主义是否存在着原则冲突的疑问。他给我讲了段《圣经》上的“稗子的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主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的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就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是位识时务而又直言不讳，忠于历史也忠于自己的人。

初二来了一位国文教师胡恺。据吴元章的记忆，这位老师似有较多的革命思想。可惜他的施教对象还未到有志于学的年龄，心灵之花尚未绽开，难以领悟他的深邃的思想。后来高二时来了吴一峰先生，这位北方文人豁达开朗，既教我们说普通话，又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尽心竭力教我们学会中文写作。他写得一手好字，给我写了一大张孔子告子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亲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条幅。出于对他的崇敬，我把它挂在家里中堂墙上。那时，我家已从堰头沿街随时可以被台风吹倒的江边平房迁到对面“万丰墙门”（北郊路13号）了。虽然也是沿街房屋，但有前后卧室，所谓中堂就是前间的卧室。我家从河弄口搬到北郊路堰头一带，离校舍不到一公里。最后迁至“章家房子”，那正是北郊路的终点，再迈步向前走去，就是“湾头村”了。

我作为一个走读生，就不能像寄宿生那样过集体生活，与老师同学经常来往。一种孤独感引发我爱慕寄宿生的心态越来越强烈，甚至羡慕他们睡的上下两层的双人床。我只能在他们起床之前，脱掉鞋子，双脚踩在下层铺上，跟睡在上层的同学好友说上几句、抄个信就算实现了我莫大的心愿。有时就在夜色阑珊，大家犹在熟睡的时候，从坟头上翻过墙去，与吴元章约定在教室里挂上一张被单，两人共同秉烛夜读。当人们起床时，我们已把全日的课文背熟了，做完了作业；白天里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因此别人以为我们似乎比其他同学特别的聪明，我们自然也取得教师的特殊厚爱。虽然我们每天少睡了两个小时，却也取得比别人多两个小时的成绩。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的话，这样做，说明“出人头地”这回事并不难！当时我们把它当作自我发明的秘密。

另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国文教员是林朝翰先生，他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极受崇敬的老学究。他来到宁波对他来说是告老还乡，而对我们来说，这位科举时代的遗老从大学屈尊俯就中学则是我们学校的一种殊荣。由于我们的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他也就有了特别崇高的地位。更何况他在大上海多年，穿戴服饰更显气度夺人，也就引起我们小地方人们的格外尊崇。他带有现成的教材，是他在上海多年积累的古文自选集。他来校时，我已到了有志于学的年龄，对他所授的老子、庄子已能或多或少领会其中的精华所在，也足以开启智慧之门了。受业于这位老师，我们才开始踏进中国文化的殿门，中学生心灵深处才开始发出智慧之神的闪光。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意指“信仰”、“信念”）的短论，投给《时事公报》，居然被采用了。那是在唯物论刚刚播种于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学生受到林老先生的启蒙而即兴写作的东西，且不论是谬种流传还是正宗信仰，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

像任何地方一样，学校里也有反面教员。有道貌岸然追逐同学姐姐的无赖，有道德败坏、诱奸童男的教练员，有叫学生“next next”照本宣读，自己在教室里公然打瞌睡的外籍英语教员，有偷中学生笔记本当作大学讲义的美国留学生，有用英语讲解物理的半洋人，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他讲的万有引力定律，没有一门数理化课程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唯有教生物学的刘译永先生，他从河浜里取得阿米巴、草履虫、灌草等单细胞微生物，告诉我们原生核是个啥模样，这些尚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理。尽管如此，他的笃学和敬业精神仍未能使生物学成为学生一门生动爱学的功课。这批日益成长的孩子后来大多被吸引到并醉心于爱国爱民的救亡运动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