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宁静致远”的生活

静下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想象“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而且家庭也没有影响我，总算勉强读完共计四年半的大学。就个人而论，应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奇迹了。

清华园就读的这三年，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首先，我受到的专业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三年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内容是西学多于中学，古典多于当代，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特点。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蒋廷黻先生的中国外交史是我所受唯一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其他都是西方的东西。那时早已无人公开主张接受全盘西方的思想制度为己所用，而是探讨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我之热衷于西方文官制度即由缘于此；我之写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述概》也是有鉴于此。但这三年对我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三年终于使我摆脱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会关系，进了国立大学使我有了崭新的国家观念，有了国家独立的要求，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变成了救国思想。用什么来救国家于危亡呢？我不再相信“标语口号”、“演说演戏”那套表现了，我确认蔡子民先生那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精言，也相信胡适那套“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规劝，更深地接受了他那种“独立思考”的追求智慧真谛的态度，不让自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党派之争、学运等更不感兴趣；对苏联第三国际插手我国革命更怀着强烈的反感！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的“出头露面”的表现似存一种逆反心理。这说明我开始成熟了，是朝着稳步方向前进的，当时曾一度席卷中国的激进意识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更主要的，也许是清华这所学校改为国立大学之后似乎仍有较其他大学更多的留学机会，至少客观上确实有此存在，尽管我未曾有过到了“清华”必“出洋”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是明摆着的。我于1935年毕业后，那年即被录取为第三届公费留美学生，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与清华无缘的，而是与我整个思想分不开的。

我能进清华能考取公费留学，显然与我勤奋读书有关。大四那年，有关大学生的地下活动也时有所闻；在旧大楼、学生会办公室里见到过一些共产党的传单；当时的《时代评论》也发表不同派别的政论文章，如蒋廷黻的拥蒋，胡适之的《新月》，钱端升的“民主乎？独裁乎？”这类政论，我一概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我觉得青年人如要救国，第一条就是把自己“铸成大器”，跟着别人的屁股，拾别人的牙慧，做政客的传声筒，被野心家利用，是最没出息的。苟如此又何必来学校读书呢？既是学生要来读书就该读书，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少年易老学难成”，还有什么余力去干非你莫属的“国事”呢？不是明明给别人利用么？不是明明要“出人头地”、“出出风头”、“过过瘾”么？对一个青年大学生来说，迄今我依然坚持这一思想。我认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摇旗呐喊，是浪费青春，枉费心机，甚至有落入陷阱葬送自己的危险，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言！真想爱国和救国，只有埋头苦学，只有忍辱负重，把一切时间精力用于增长知识，“积聚力量”方面去，这是我在大学阶段所确立的基本态度。

有的同学喜欢在大学谈恋爱，寻花问柳。每天周末有进城到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去跳舞的，有到吉祥戏院去看戏的，也有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的。我一无这条件，二无这兴趣，三无这要求。我也不喜欢体育锻炼，只有游泳还可以对付，其他项目几乎“不及格”。我只有一个人或与一个同班同学（雷华佃，广东人）一起赶着小毛驴去到卧佛寺、香山，在阴凉的树下息一阵，或到工字厅的荷塘温一回佩弦先生的《荷塘月色》。仅仅一次应燕大郑友揆先生的好意，进城观看了荀慧生演的《红娘》，这种“老北京”在“吉祥”戏院里的特别喜爱并未使我在中学阶段的浪漫曲复演，日子过得仍清静淡然。

我与大学教授的关系也很普通。从来没有到过他们的住处，或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请教他们。我只在课堂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听他们背诵讲义，也做听课笔记。当时我们这批学生所做的笔记几乎都是边记边整理，一股脑儿把老师的讲义变成了自己的文章。我想这是学习作文的好办法。

总之，我在清华学到的西方思想尽是些皮毛，虽然如此，我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与中国传统主义相隔离，越来越远，同时与外国教会完全隔绝了。以后数十年间，我对于中西文化的价值观有许多变化，但对中国普通平民老百姓的信念和苦难，在内心从未抹去，从未动摇。

我仍然不时地显示自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似乎我拒绝成为本人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和追求承担责任。梅校长曾说：“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并全赖教授的Inspiration。”不知为什么，那几年没给我留下什么愉快的回忆。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同中学时代的友谊相比，每况愈下了。

“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行’的心情，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我常以这些话对照自己以自勉。“我要劝青年学生，趁此四年难得的光阴真正努力用功，你们不要怀疑，怕学了没用。真正的学问是没有用不着的。一方面我们也许叹息毕业的人找事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只要真有一技之能，一善可取，在中国取得名誉与社会上尊重的地位，甚至弄得此抢彼拉，不得开交，这样的成功比国外同等能力的人似乎还容易得多了。你们更不用灰心，说不学的也可以成功，除了自欺欺人不能长久的做事业之外，真正的成绩，是决不能假冒的。中国现在的各种事业都是人才缺乏的时候，你们只管勇往向前学，这功夫绝不会白费的。”

这段话是我进清华前一年说的，我却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与之完全吻合了。可以说，我是一个清华产的学子。

关于读书与救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还想拿梅贻琦校长的讲话和清华的学风来为自己辩护。梅校长1931年12月4日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时说：

……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折，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服务。

我在清华的岁月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