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中国的大多数县城和乡村一样，神木是个人际关系紧密的地方，家族、旺族和经济新贵、权力新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煤炭快速升值的早期，民间资本极度匮乏，一个矿井的开发是通过煤老板的社会关系网迅速聚集资金。而且，一个神木人发了财，要想在这个不大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绝无可能，他也要让处在以他为核心的复杂关系中的各种角色多多少少都能沾到光。这里面，乡土关系、朋友关系和公务关系，公和私，难免会深刻地搅和在一起，极难分辨。这个局势的形成，既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分割财富的非官契约，也是神木民间财富得以快速滚动的基础。

事实上，到2009年，煤炭入股已经早不像人们口口相传的那样，只要有点权力，马上就点炭为金，翻手为云。经历了一番剧烈的重新洗牌，市场规则取代了草莽时代。随着煤价的高涨，官煤合作的门槛变得越来越高。并且，随着煤炭资产的集中，许多民营矿一再增资扩股，股东们越来越分散，股权变得越来越清晰。一个大矿拥有复杂的股权结构，哪一个矿主也不能单独说了算，随随便便做主。

法官张继峰就是横跨这两个时代的典型。他在前一个时代幸运地拿到了入场券，却在后一个时代出局了。在追赶财富的道路上前赴后继，还大有人在。2008年以后，神木人发财的速度，已经很难让周围那些没有染指财富的人眼睁睁看着不为所动了。大家各寻门路，希望搭上这趟掘金潮的末班车。而当所有人都看得到眼前放的是块金子时，大门已经关上了。

有个干部间私下流传的故事：神木县的一位副书记看着自己每个月可怜的工资单，实在绷不住了，有天，他在家里设宴款待那些纷纷做了矿主的老同学。在饭桌上，他对那些腰缠万贯的昔日同窗一通诉苦，他说：“老同学，你看我们差别有多大。我现在请一顿饭都寒酸。”

酒过三巡后，他的语气接近哀求。“这样吧。我多的也拿不出，手里有个几十万。你们谁给我入个10万、20万股。怎么样？”一位老同学的回答同样很无奈，他最后说：“书记啊，我们这矿大大小小几十个股东，不让任何人通过私人关系发展股东啊。我是想帮忙，但做不了主。”

这些故事无法被写进上交上级的报告里。没有结论，“张继峰案”就仍然没盖上卷宗。

这个小法官的命运无可避免地波及神木第一书记。在真相混乱的嘈杂议论中，从榆林和外界的角度看来，这些不堪往事都指向了一个人：郭宝成。干部下海、官煤勾结，弊端丛生，它们大量发生在神木经济向上爬坡的时候，这至少说明，一把手点燃了神木财富剧烈燃烧的引线，却严重忽视了对腐败的警惕、对恶行的察觉；还有可能，他对这些私下进行的行为点了头。它们都可以作为郭宝成治吏不严的佐证，这笔账迟早要算到他的头上。

郭宝成隐隐约约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2010年6月11日，在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的办公室里，郭宝成被告知，他将被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他向李金柱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这样，这个人大的官衔我不要，给我一个副厅级调研员就行，我到基层做调查工作去。请李书记替我将这个话带到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