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人坚忍和韧性的磨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郭宝成性格里强硬和不妥协一面的来源。他是这个年纪的干部中为数不多的真正见识过战争的。他说：“如果不是经历过生和死的考验，也许很多大事情我是扛不下来的。”

郭宝成退役后在老家陕西省定边县一个乡的农机站开了一年汽车。他和多数退伍军人一样，突然失去了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有阵子找不着方向。此时的中国已处在经济体制转向的关口，南方的“特区”和各种新事物跃跃欲试，但大陕北还感受不到任何南面飘来的商业气息。这里的一切，看上去按部就班，没什么动荡，也没什么机会。

在那样的基层环境中，一个思维敏捷、笔头子过硬的小伙子很容易被人注目。他从农机站被推荐到乡政府当党委秘书，替公社管委会的农村干部们执笔和整理文档。公社的这些工作对他构不成什么挑战。

郭宝成所在的武汉部队在后来的大裁军中被裁撤掉了。后勤部队的基层军官在升职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他的战友们转业后分散各地，大多为生计奔波，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和那些在地方上互相帮衬的转业干部不同，郭宝成孤立无援地进入了政治舞台。“一个当兵的回来，两眼一抹黑。整个县城，没有能指得上的。”他说。

他在乡里差不多待了一年，大部分时间用来平衡他的三个领导之间的关系。“五十年代初建乡政府的时候，集体办公，宿舍和办公室挨一块儿。领导们住单间，我住套间，因为有一间是档案室。”他回忆，“我去的时候，乡政府一共三十多个干部，有一个书记，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书记是我的邻家，主任是我上高中时的后勤主任，副主任和我还沾点远房亲戚。三个人都年纪大了，也都不太安心工作，闹意见闹得不行，‘尿不到一个壶壶’，隔三差五就要为点小事吵个不可开交。我就成了他们的调停人，三处灭火。我在的那一年，三个人基本上没闹起来事。”

这加深了年轻人对于基层政治的理解：哪怕一个最微小的行政组织，也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它们由乡土、人际、血缘的多重关系组成。在政治上，没什么教条可以放诸四海，屡试不爽。后来郭宝成又当了五年的定边县委办公室秘书和三年的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这逐级的基层磨炼看似枯燥、缓慢、压抑了年轻人的才华，但的确帮他更透彻地了解了乡村社会和乡土规则。也帮他在政治技巧上“入了门”，但显然他并不擅长这个。

从一开始，他就丝毫不掩藏自己在工作上的抱负——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公务员。这点在他后来真正管理一个县，担任一把手之后，变得更为明确。有次，他说，乡土世界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县官的舞台虽然不大，却是面对国家基层政权中五脏俱全、最完善的一级组织，并且县城具备中国社会要素中的所有元素”。乡土世界令这位年轻的干部非常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