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指出：立武后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他这样阐述了这一论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武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才，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一个多世纪里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几百年后残存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中国中古社会如果以分成前后两期而论，前期以身份性的世族门阀地主奴役更接近农奴身份的依附农民的生产关系为特征，实行世袭性很强的门阀贵族政治；后期则普遍流行非身份性的普通地主剥削半自由的佃农的生产关系，实行非世袭性的科举官僚政治。这反映着生产力进一步的个体化和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的历史进程。

西魏北周隋和唐前期，正是完成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时执政的关陇集团是从武川起家的军事贵族，无论宇文泰、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当年都是“籍贯兵伍，地隔宦流，处世无入朝之期，在生绝冠冕之望”的守边军主。元魏政权迁洛后分氏定族，把此辈排斥在外。愤懑之余，他们卷入六镇兵变和河北起兵，开创西魏北周和后来的隋唐政权。这一从府兵八柱国家十二大将军系统发展起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和过去压抑他们的衰世旧门不同，在推动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方面有过生气勃勃的表现，他们的杰出代表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渊、李世民一脉相承，建立了轰轰烈烈的业绩。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们做了皇帝，有了最高门第，几代下来，不论是否在位，也有奕世高门的地位，门阀观念沁心铭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维护旧制度的新代表，特别是力图重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新门阀，时时有排斥寒门俊杰的表演。

素有任人唯贤美誉的唐太宗，晚年也疏忌魏徵、刘洎、张亮、李这一班出自山东、江陵的大臣，退回到关陇集团的小圈子里，最后把国事托付给关陇集团的领袖人物长孙无忌和早已投靠长孙氏的褚遂良。高宗即位以后至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前，他俩辅政时新提拔了六名宰相：于志宁、柳、宇文节、韩瑗、来济、崔敦礼，全是周隋大臣后代，关陇集团的成员。这种以门第取人的政策显然和大唐帝国开放发展的历史潮流大相径庭。他们一起扶植李忠为太子，死保王皇后-西魏大将军王思政的裔孙女，并以择后必须“天下令族”、“礼义名家”为由，坚决反对立武则天，这一切活动都是为保持他们关陇集团的一党私利。

武则天只得从关陇集团之外物色李义府、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等人为自己打手，当年立太子李忠时惟一被排斥在外的宰相李，出身山东寒族地主，这时实际站在武则天一边。双方出身门第悬殊，判若泾渭，这种历史的偶然现象里体现了一种必然，阶层的对立森严壁垒，彼此政治权力经济利害的冲突，不免要把仇神召到战场上来了，皇后位置之争不过是触发矛盾的具体形式，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的失败成为历史的转捩点。史称“自是政归中宫”，事情并不尽然，因为唐高宗还实际掌握着朝政，可武则天确实从此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人物，而且她一亮相就不同凡响，她是以门阀制度挽歌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