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熟悉和维护门阀制度的修撰者跳不出原来的窠臼，所列九等、293姓、1651家仍有许多官职很低的旧士族。即如被唐太宗点名从第一等降为第三等的崔民，实际上还是皇族、外戚以下最高的门第。显庆四年（659年）六月，长孙无忌刚被贬出京城两个月，另订《姓氏录》以取代《氏族志》的事就由许敬宗、李义府等建议提上了日程。许敬宗等奏请修改的缘由，即“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而“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预修者有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仍分九等，“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彻底打破了原姓谱的框框。抱旧眼光的人把《姓氏录》目为“勋格”，即用为赏军功的规定，认为根本不是传统的定族姓的办法。缙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不愿同伍而纷纷抵制。李义府更上奏收焚天下《氏族志》，强行推行《姓氏录》。于是“百官家口，咸预士流”。⑥都是了，也就都不是了。大家只有姓氏之别，不再分氏族高下，身份较前平等了。数百年来，国家用行政手段颁定姓族等级的做法，随着门阀社会逐步瓦解，应该寿终正寝，以利于人才的涌现和社会进步。唐太宗对这已有认识，批判过士族：“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但还是颁定了那样的《氏族志》，向前走了一步，又退了半步，这正是他开放进步的治国理想和头脑中残存的门阀观念矛盾的结果。

唐高宗、武则天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到实都是对门阀旧制的一种彻底否定，从此结束了用官颁姓族来维护旧门阀制度的历史，无疑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姓氏录》恰在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之同时修订成功，显然也不是偶然的巧合。当然任何社会问题，特别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都不是一纸诏书能解决的。太宗时代想压抑自矜门第的衰世旧门，王妃主婿除非勋臣不议山东大姓，但魏徵、房玄龄、李等家犹盛与为婚，致使山东士族旧望不减。李义府步他们后尘，更伪称出自赵郡，与李姓大族通谱，以抬高自己门第。后来李义府一度失势时，被李崇德剔出族谱，为其子求婚也被拒绝，因而恼恨，奏改《氏族志》。

《姓氏录》颁后四个月，又奏请定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博陵崔懿、赵郡李楷等七姓十家的子孙不得自为婚姻，并不得受陪门财。意在打破这些四海大姓的婚姻圈子，使之逐步瓦解。“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婚。其衰宗落谱，昭穆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依门第高下差别，更多索取财礼。前此，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就曾下诏“禁卖婚”，并不见奏效，后来虽“不敢复行婚礼”，犹“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这一场新旧观念社会势力之间的斗争，不仅在武则天时代没有平息，还一直延续了整整有唐一代。其彻底解决是借助了唐末农民战争风暴的荡涤。五代起，“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盛唐以来私修谱牒、重视谱学的风气，也因丧失现实的社会价值衰落下去了。此后，除非有新的功名光耀门庭，单凭祖先的高贵血统就能混迹上流社会的便宜，只是破落子弟们难堪的历史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