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见，此制一开，人人得进阶加勋，整个官僚队伍，特别是因而跃入五品、三品高官显贵行列的官员们，会以怎样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崇拜这位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封禅大典中最出风头的武则天。她在击败上官仪以后，借“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的大好经济形势，立即策划筹办封禅，并在典礼上争亚献，抢角色，足见她在政治上的活跃和着意笼络人心的机智。作为正常仕途之一的科举制度，在唐高宗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圣时期也有重要发展。“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这是科目重心的变化。以数量说。唐高祖迟至武德五年（622年）天下大定始开科举，每年只取进士四至七名，连秀才不足十名。唐太宗贞观年间，一般每年取进士数名至十几名，包括秀才明经诸科，平均每年取士仍不过十名。所谓“进士科？？盛于贞观”之说，并不足据。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皇帝亲自策试举人九百。他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650-704），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举进士逾千，平均每年20多人，比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从此直到唐末，进士科录取人数的平均数，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考试内容也有变化。史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⑥这是指进士科的情况。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起初只试策问，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主要还是试时务策，而策问大多不过泛泛而论，并不能切中时弊建策，判上下等第全看文章对仗华丽。早在贞观元年杜如晦就指出：“吏部择人，惟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贞观二十二年文章浮艳名噪京邑的进士张昌龄、王公瑾等落第，连唐太宗也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可见一向都是以文章取进士的。

上元元年（674年）刘晓上疏：“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建议“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他完全在重复杜如晦的意见，按他们所说，要求取人必先有“行着州闾”的名声，难免又回到九品中正的老办法，实际上行不通了。所谓“永隆中始以文章取士”，是据永隆二年八月的《条流明经进士诏》，初次规定“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方能试策。当时进士科考试要过三道关，一是帖经，帖十得四为合格，是上一年才加的；二是试杂文两篇，还是文和诗赋各一；三是试时务策五道，但重在文词。诏令的意思很明白，“进士文理华赡者”，便应升甲科高第。

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认为：“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⑥这进士加试杂文制度，就是因他的建议而规定的，对以后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即如《通典·选举典三》所载：“及永昌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唐代文坛的空前繁盛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当然仅以文章取士的制度也有不少弊端，不过科举制特别是进士制度，是作为名义上以德行、实际上以门第取人的制度的对立面出现的。学而优则仕取代凭门第入仕的制度代表了时代的进步，因此在社会上有热烈的反响，显示了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无论以后科场取士又怎样讲究起门第关系，出现种种复旧暗流，科举制，特别是进士制还是成为一批寒门出身的有才华的士人-当然也不排斥属于高门的子弟-跃身政治舞台的龙门。

姚崇、宋、张九龄等名相和陈子昂、刘知几等文坛巨擘，都是这时期以科举进身的杰出人才。而武则天在唐高宗在世时，便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造就一支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亲信官僚队伍的初衷。若从唐代文坛，特别是诗坛和科场同步繁荣的事实而言，我们更要给隋唐以来-包括武则天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一点积极的评价。再说北门学士。争取社会舆论和广大官僚阶层的同情拥戴，只是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