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到那时候我还没老得学不成。”

“什么话，别那么悲观嘛。”

“好吧，希望这话能实现。”

我们先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去了一下，看到约翰·拉贝、瑟尔·贝德士和爱德华·施佩林都在。他们一脸忧郁，告诉我们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德国保险公司经纪人施佩林，其实在三个小时前刚从日本人的前线回来，他受中国军队委托去交涉，希望就停火进行谈判。但是，裕仁天皇的叔叔朝香宫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说要给中国一个血的教训，打算“血洗南京”，好让中国人看看，蒋介石是多么无能的领袖。

拉贝告诉我们的情况更加令人震惊。昨天，唐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命令，要他立刻组织撤退。可是唐的部队激战正酣，把他们撤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执行这一命令，就将意味着抛弃他的部队。他跟委员长的总部联络，探探虚实，看蒋会不会收回成命。蒋却决心已定，再次电告唐司令，指令他必须实施撤退，保存部队，即刻跨过长江。唐甚至无法把命令送达到所有部队，有几个师不仅失去通讯设备，而且官兵来自各边远地区，诸如广东、四川，还有贵州，彼此方言不通，互相交流都很困难，以至于无法传递命令。更糟糕的是，那天早上，日本舰队已经驶进长江，正向上游而来，我们没有战舰抗击敌人的海军，所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很快就会被全部切断。唐将军万般无奈，紧急求助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恳求外国人代表中国出面干预，实现三天的停火。爱德华·施佩林今天过午时分出城，向西跋涉，到日本前沿阵地，挥着一块白单子，白旗上用日语写着：“休战，和平！”是那个黄眼睛的年轻俄国人寇拉写上去的。施佩林滚圆的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

亲王朝香宫将军长着蒜头鼻子，留着八字胡，使他看上去像是兔唇。他接见了施佩林，一口啐在他脸上，又抽出刀来厉声喊道：“去告诉中国人，是他们自己找死。现在才雇来你这么个和平掮客，晚啦！他们真的想要和平，就先把唐生智交出来。”

“请把我们的请求转告松井将军。”施佩林再次恳求。

“我是这里的指挥官。告诉唐生智，我们要将南京城杀个鸡犬不留！”

施佩林只好赶回来，如实向唐将军转告。这位使者急得把脚脖子都扭伤了，走路只好拄着根棍子。现在，部分守城部队一定已经得到了撤退的命令，开始向城外撤退了，但是很多部队却还蒙在鼓里，还在盲目地作战，全不知两翼已经空虚，注定会被歼灭。

听完拉贝关于停火斡旋失败的陈述，几个人好长一阵沉默。我很想哭，但还是克制住，用手遮住了脸，几乎喘不过气来。

“兵败如山倒啊。”瑟尔对明妮说，用了句中国成语。

“蒋介石应该对这场灾难负责。”她气愤地说。

“对，他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瑟尔说。

“问题是，他就是自己法庭上的法官。”拉贝用玩笑的口气加了一句，摆弄着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带子。尽管是在调侃，他的声音却很沉重。

瑟尔要动身去一个星期前在外交部设立的临时医院了。市政府已经交给国际红十字会五万元——瑟尔和明妮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用来建立医院，可是即使有这笔不小的资金，他们也没有足够的人手。瑟尔无法找到医护人员，不停地抱怨中国医生全跑光了。到目前为止，留在城里的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森。他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不久，眼下在南京大学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明妮和我跟着瑟尔一起出门，坐上了我们的吉普。我俩开上了上海路，向城东北驶去。

我们左转上了中山路，这条路通向挹江门，出了挹江门可以到达下关码头。我们刚转上来，就被眼前恐怖的场面惊呆了。整个城市的人都在逃命，人流都朝着江边拥去。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脱下扔掉的军服。道路两边排满了正在燃烧的车辆，火炮旁边摞着成箱的炮弹，重机枪还捆在死驴子身上。一群骡子站在那里，身上驮着高射炮的部件和弹药，不知所措地动不了窝。一匹带着马鞍的杂色马，对着天空高声嘶叫，仿佛遭到什么看不见的猛兽的袭击。大批的士兵向北蜂拥而去，大多数人两手空空，但有一些人皮带上还挂着搪瓷饭碗。满地都是钢盔、步枪、手枪、水壶、捷克式轻机枪、背包、军刀、手榴弹、大衣、靴子、迫击炮、火焰喷射器、短把铁锹、镐头等。一支黄铜军号旁边，放着一只生猪的脑袋，它的大鼻子朝天，可两只耳朵都不见了。我们快到国际俱乐部时，路面上塞满了翻倒的车辆、三轮摩托车、牲口拉的马车、电线杆和乱糟糟的电线，车子不可能再往前开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我们拐向右边，把车开进德国大使馆的院子，征得脾气急躁的乔治·罗森的许可，我们把吉普停在他那里。罗森是政治事务秘书，是留下没走的三个德国外交官之一。和他的同事不一样，罗森是半个犹太人，不能佩戴纳粹党的“卐”字徽记。

明妮和我徒步向北走去，只想看看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还控制着撤退的路线。大都会饭店出现在眼前，已经被浓烟和火焰包围了。我们经过的那一刻，一队仍然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跑过来。一共九个人，都穿着草鞋，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扔掉步枪，两手抱在胸前，请求明妮接受他们的投降，好像她也是个占领者。他们的班长一脸泪花，向明妮恳求道：“大婶，救救我们吧！”

这一举动使明妮慌乱不安，我对她说，“他们一定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有办法替他们找到避难所。这些当兵的真可怜，被当官的抛弃了。”我说着，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太伤心了，俯下身去痛哭起来。

明妮拍着我的头，用中文对那几个人说，“我们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武器。如果你们想留在城里，到安全区去吧，你们在那里可以得到保护。”

那几个人摇着头，仿佛被吓得再也不敢返回那个方向了。他们向后一转，跑掉了，枪也丢掉不要了。明妮拣起一支步枪，还很新，枪托上印着这样四个字：“人民血汗”。这些字来自委员长的教诲，刻在国民党军队的很多武器上。明妮的两道浓眉拧成了结，深深叹息着扔下了枪。

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告诉她：“在我们国家里，一个农民干一辈子才能买得起一支步枪。想想他们扔掉的那些装备——天大的糟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