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明妮得留在大门口，于是，我和路海、霍莉跟着茹莲赶快朝西边走去。我侧眼看看年轻的茹莲，她穿了件乡下女人的深蓝色褂子，一张光滑的脸上抹着烟灰。她现年三十一岁，面容姣好，却故意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病怏怏的。走起路来，她甚至显得有点儿外八字，好显得矮一点儿。然而她的漂亮是没办法完全掩盖的。我想逗她一下，说她不可能这么快就把自己变成乡下人，但还是没张口。

家禽中心的鸡、鸭、鹅都像疯了一样嘎嘎大叫。我们走进饲养院，看见两个日本兵在里边，一个抓着一只鹅的脖子，那鹅的两脚无声地在空中蹬着，另一个正在追逐一只长尾巴公鸡，那公鸡飞到一个架子的顶上，歪头瞪着那日本兵，身上的红黑羽毛一抖一抖的。那人嘴里骂着公鸡，还朝地上啐着。

“嘿，嘿。”霍莉大喊道，“它们可不是吃的！”

日本兵停下手，朝我们走过来。那个高个子指着一只母鸡，凶巴巴地说了几句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矮个子用中国话说，“吃……鸡……肉。”

“不行，不行。”我很高兴他懂点儿中文，“这些都是做实验用的，不是你妈妈养的那种鸡鸭。不要吃有毒的东西，懂不懂？要是吃了这些鸡鸭，你会七窍流血的。”

“有毒？”那人问道，又对同伴咕哝了几句。两人都一副不解的模样。

“是啊。”茹莲指着墙边一排棕色瓶子，里边装着给家禽治病的各种中西药。

那矮个子又对同伴说了几句，高个子把鹅松开了，又朝一个陶瓦水盆踢了一脚。他二人大步走了出去，恨声恨气地好像是在诅咒自己的坏运气。

我们四个人在里边相视而笑，因为所有鸡鸭都很健康。“我的老天，‘你会七窍流血的’。”霍莉对我说，“你一定把他们的胆都吓破了。”

茹莲咯咯笑了。我们赶快返回校园，下午饭时间到了，又该给难民们放粥了。

本顺一去不返，明妮着急起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没有多远，他早就该回来了。我们不禁担心他可能出事了。那孩子是个孤儿，由我们学校出钱，一直住在附近一家孤儿院里，直到我们雇他来做事，所以他对于我们，不仅只是个雇员而已。

等难民们吃完饭，我们都去饭厅吃晚饭。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明妮和霍莉瘫在椅子上，说她们更想睡一觉，然后闭上眼，打算睡了。

“你们应该吃点儿东西，好有力气。”我说着，把一碗粥放在明妮面前，又把一碟炸黄豆挪近一点儿。我正给霍莉盛粥，路海冲进来了。

“明妮，”他说，“几个日本兵闯进我们存粮食的屋子了。”

“他们拿大米了吗？”她问。

“不清楚。”

“他们跟你怎么说的？”

“他们只给了我几拳。”一边说，他一边揉着受伤的脸颊。

我们三人跟着路海去了。有麻烦的那个房子在大门外对面。大米其实不是我们的，是红十字会配给粥场的粮食，九十麻袋放在那里，大约有一万八千斤。可要是日本人把粮食拿走的话，这里的难民就要饿肚子了。快走到房子时，我们看见门口一盏灯晃晃悠悠。一个日本兵拦住了我们的路，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站住，不许过来！”

“这是我们学校的房子！”明妮也冲他嚷回去，一边往里闯。这时一个留着短胡子的年轻军官从放着粮食的屋里走出来。明妮朝他挥着一面小美国国旗，说：“大米是美国的财产，你们不能动！让你们的人出来。你是负责的吗？”

那军官听不懂她的话，转身朝身后的几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两个人走过来，把我们四个人向后猛推。接着，那当官的抽出他的大和军刀，在空中一边左劈右砍，一边尖声号叫，好像在舞台上表演。只听得军刀被他舞得飕飕作响，我们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再上前一步。

我们当即转身去了离这里不远、位于宁海路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约翰·拉贝一个人守在那里，像个军官一样戴着一顶钢盔。他的办公桌上放着过期的《德文新报》，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德语小报。明妮问他，本顺是不是来过，向他报告日本人到我们学校里任意捕人的事儿。“我没看见他。”拉贝迷惑不解，胖乎乎的两手绞在一起。

“老天，他可不要落到日本兵手里了！”明妮说。

“他根本没有到这里来吗？”我问拉贝。

“没有。我从早上九点就一直在这里。”

“我真不该把他派出校门。”明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