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