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根据自己准备的，作即席发言。他说：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的。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说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的这篇发言，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导火线。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并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梁漱溟不再站出来辩委屈，争是非，也许事态不会扩大到后来那种剑拔弩张、不可收拾的地步。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听完毛主席的这番话，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是反对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实际是拥护总路线的一员，只不过是说了点心里话，想贡献给领导党，提醒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想到损害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梁漱溟一面想，一面就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但信未写完，就宣布散会了。

梁漱溟回到家，继续写这封信。信中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本人不在场，希望毛主席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在会场上当面交给毛主席。主席约他当晚谈话，即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连复述梁漱溟原来的发言内容，时间都不充分。梁匆匆说完后要求主席解除对他的误会，而主席则坚谓梁是反对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梁漱溟十分失望，但态度坚决，言语间与主席频频冲突，不欢而散。梁漱溟并不作罢，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9月14日、15日继续开会。15日会上李富春主任作建设重工业报告后，梁漱溟即请求发言，会议主席允许可于次日再讲。16日，梁漱溟登台发言，一是复述9日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二是复述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并以上述发言之内容，再三陈述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