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1957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却相当广。从1953年到1957年这4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了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的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1953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年始，就梦寐以求中国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毛主席的礼遇，但 1953年9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1954年至1956年三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得法，中国老百姓潜在多年的力量终于发挥出来四、在反右斗争中梁漱溟何以沉默不语了。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他没有想到1957年伊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界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