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潮流下的中国

中国融入全球的三大潮流，也是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努力。20世纪初帝制被推翻，科学、民主等西方思潮不断被引入中国，为中国迎接“现代化”以及后续的三大潮流，不断地扫清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障碍。

中国人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年里默默地维持着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一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国的地位。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多次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惨了之后，才奋起力图融入西方现代潮流。期间，不论历朝历代、各党各派，在发愤图强的激进努力上都高度一致。这不仅表现为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引进器物”为主的“洋务运动”，也不仅表现为20世纪初以“引进制度”为主的“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和被认为具有文化革命意义的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更表现为历届政权甚至在割据一隅稍有稳定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屡败屡战的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努力，真正能够持续进行和最终实现，则是二战之后1949年中华民族在祖国大陆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之后。

在1949年新中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之始，就开始了国家工业化的努力和现代化赶超。1956年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借苏联大规模投资而顺利开展之际，工业部门为实现“两大部类交换”而率先提出了农业现代化。到了1964年，虽然为了战备而事实上放弃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但还是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13］这就通过正式文件表明了中国领导集体的一种愿望：即使在被普遍认为是排斥市场的改革前30年，中国也在作着积极地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举国努力。

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展”虽然没有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压倒性地位，“现代化”观念却获得了压倒性地位。

不仅如此，知识集团中“科学至上”的激进思想更是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随“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列上升为民国早期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于后来在以传统农民为主的土地革命胜利之后不仅得以延续，更是被上推为近乎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国家政权推动这一科学主义意识形态排挤其他意识形态为标志）。除了与国家资本紧密结合的科学以外，在很多技术要素稀缺的地方甚至某些技术都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主义进程中幻化成为了排他性真理的化身，成为判断一切客观事实的唯一标准。这如同毛泽东时代的另外一个主流意识形态——阶级性——是判断主观倾向的唯一标准一样。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何者为进步之分。

有鉴于此，人们应该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了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而对苏东国家开放，大规模引进约合54亿美元的设备和技术；相应地，为了适应这种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构建了符合投资国要求的上层建筑（政府和制度）。70年代中国为了调整国内工业化偏军重工业的结构而主动对西方资本开放，先有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配合引进43亿美元的设备和投资的重大举措，后有华国锋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82亿美元的西方设备的跟从性安排。随后，则也顺理成章地有了按照西方投资国的制度模式推行的改造原有政府和制度的体制改革。

1978年后的以工业化为主的国家现代化战略具有显著的延续性，尽管“发展”的潮流滞后于以国家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潮流30年。

1980年以后，为全面适应西方投资所形成的经济基础而进行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和进一步对西方资本的开放，全面改造了主流意识形态，并在1992年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14］的决断中，不仅完全确立了“现代化”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倒性地位，而且也使之跻身霸权意识形态的行列。

同样获得如此地位的另外两股潮流来得更加迅猛：“市场化”洪流同步涤荡了整个中国；不到十年，中国的“全球化”几乎与世界同步地蔓延开来，表现了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后发优势，由此带来了快速赶超效应。

到了20世纪末，中国在现代化观念，对“发展”、“市场化”、“全球化”的接受，以及全面融入这种发展主义的潮流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的模范生。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如此迅疾地融入世界潮流，分享其中的好处，并崛起为这些潮流的推动力量，进一步促进这些世界潮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扩散。虽然人们开始使用“中国特色”、“北京共识”等多个名词，其意图也是刻画中国的制度创新，但中国在三大潮流上主要还是重复着一个学习模仿的过程，还是一个现代化补课的过程。因为，事实上，在“以资为本”的全球体系扩散中，中国无法做到特立独行。那么，重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