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霄一口气喝完啤酒说：“说的好，省城人多恶心，我就喜欢江都人的豪爽。来真的！绝不假打！”

一天又一天，罗霄慢慢适应了江都，对江都也开始建立了好感。沈兰和她经常穿行在市区的大小商场，精美的物品，华亮的灯光，售货小姐的微笑都让罗霄感到温暖和快乐。沈兰购物很疯狂，常常没头没脑的，尽朝精品店里瞎钻，花一大堆钱觉得特开心。

罗霄和沈兰的消费观不一样，她说：“那些精品我看看就行了，不买，其实也没多高档，不就是广州来的水货再贴一张洋标签？”

很多时候，标签也是假的，反正那些黑心贩子认定女人的脑花是菜花，活该被人砍菜瓜。罗霄不傻，她对沈兰说，精品店装修华贵，东西也跟着华贵，动辄就喊两千三千的，还吹嘘什么香港新潮，欧美时尚。罗霄不喜欢那些时尚，要不极艳，要不极紧身，要不前面画个眼睛，后面是几堆骨头。有闲的时候，罗霄还会去逛天水门批发市场，淘些自己喜欢的小饰物。沈兰一听说天水门，鼻子便哼哼：“我从来不去天水门，满街的Y货（劣货），只有爱便宜的人才去那里刨剩财。”

但是有一天，沈兰发现罗霄买的毛衣跟精品店一模一样，价格却是精品店的三分之一。从那时起，沈兰改变了观念，知道便宜也能买好货。两个人得了空，常去批发市场看热闹，逛累了，找一家干净的面馆坐下，店外有棵古老遒劲的黄桷树，枝繁叶茂，不知见证了多少发财的人。长长的面馆案桌上，宜宾的芽菜，刚切好的葱花，红亮亮的油辣椒，蒜水和姜水，花生和芝麻酱，熬好的骨头汤散着诱人的浓香。两个人都要了碗麻辣小面，热腾腾辣乎乎真是个痛快，痛快得每个毛孔都想载歌载舞。

罗霄对沈兰说：“我爱死了江都的小面！就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也忘不了。”

沈兰说：“你还天涯海角呢，就为了这小面，我死都不离开江都。”

她们聊着大天，闲闲地坐在那里，静心感受城市的呼吸和味道，听四周欢腾的人声，看门外喧嚣的人群，男人肩上扛着鼓鼓的编织袋，女人手上提着小麻袋，几个“棒棒”从后面跑来，一路追问要不要帮忙——这是江都才有的特色。“棒棒”是对民工的称呼，在这个爬坡上坎的城市，自行车没了用武之地，棒棒便成了人民的需要。罗霄记得有次歌舞团去军区汇演，各种表演服装塞满了箱子，箱子轮子又坏了，谁抬得动？当然是喊棒棒。罗霄看见沈兰站在马路边一喊：“台（抬）胞，过来！”四五个棒棒就冲过来了。

歌舞团是个复杂的小社会，空话、流言、是是非非，比夏天池塘的青蛙还多。比如谁谁跟领导眉来眼去，最后拿了好处；谁的老公发了财，在外面搞了个老二又弄了个小三；谁有本领揪了个货真价实的大款，开进了北京的电视剧组，恐怕过一阵就要红透中国了。这些话让罗霄听得耳痛头大，她自动回避，没有去搅人堆堆。

她平时只同沈兰往来。她也没什么好担忧的，凭着一身真功夫，从群舞跳到领舞，再跳到独舞。跳到独舞又能怎样？一千块钱上下的工资，她能干个什么？钱当然难不倒罗霄。沈兰早说过，歌舞团个个都是掘金的好手，挖宝的能将。如今夜生活丰富多彩，谁不到夜总会娱乐城走场子？

沈兰几年前就是走场的高手，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是行走江湖的武器，唱民歌，弹琵琶，拉二胡，奏扬琴，要哪样上哪样。罗霄虽然只会跳舞，但可以从大红大绿的扭秧歌，跳到高雅神秘的胡桃夹子，跳胡桃夹子，那可是踮着芭蕾的脚尖在旋转啊。与此同时，罗霄也在提高横向发展的本领，比如唱歌和节目主持，她练练嗓子，张张嘴，偶尔也会客串两下歌手和主持。

如果时间安排得好，罗霄一天串个四五场都没有问题，她最高的纪录是一天扛下七场。中午伴餐两场，她先是在一家西餐厅跳芭蕾，音乐是柴可夫斯基的《四个小天鹅》。小天鹅的白纱裙刚刚脱下，又心急火燎，冲到一家火锅馆，扎起羊角辫，换上大红衣服，大绿的肥裤，在《坐花轿》的吆喝声中，舞起红红的大扇子，像一个情窦初开的村姑，纵情欢跳。晚上最忙，有四场夜总会的独舞，从优雅舒缓的傣族舞跳到银蛇成精的蛇舞，她浑身的金属亮片，烁烁地闪人的眼睛，人们没有看见她脸上幽恨的表情，只是惊叹她高超的腿功和腰功，腿随便一抬就是180度。罗霄跳的银蛇精妖艳而轻灵，在一个深山古洞里苦苦修炼，修炼了千年就快成人了，可是一场大雪快要了她的命，一个路过的书生救了她。为了报答书生的救命之恩，她变成一个绝世的美女嫁给了他。但人妖不能成婚，她遭了天谴！银蛇精在台上一会儿大跳，一会儿空翻，翻得河水倒流，日月无光。银蛇精跳下来，她已经大汗如雨，脚软手软，但是战斗还没结束呢。啃几口面包，喝几口可乐，又奔去一家迪厅领舞。此时的罗霄早换了盔甲，套好紧身衣，穿上长舞靴，捆好宽皮带，把一头热情奔放的金狮毛盖在头上，纵身一跳，跳上舞台，台下的人便跟着她一起疯狂。满耳朵都是迪斯科的狂啸。似乎世界就要崩溃了，大灾难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