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相比，徐志摩似乎只会说些软绵绵轻飘飘的话，但事实上，他不只会写温软的情诗与文章。留学英国的经历，让徐志摩有机会从罗素那儿学来英国式的幽默讽刺，而他优裕的家境，又不可避免地在这种讽刺上添了一份自负。当徐志摩把这种讽刺与自负放在文章中，也着实能气煞不少人。新剧家们就受了他的气。

1923年，北京新明剧场演出哈姆雷特。这出新剧的编导是郑正秋，但他的剧本并非从莎士比亚的原文改编而来。根据陈大悲的说法，先是兰姆将莎翁的戏写成故事，然后古文大家林琴南从兰姆那里翻成古文，最后，郑正秋又把林琴南译的古文改成了新剧。不难想象，如此周折以后，那天新明剧场台上的哈姆雷特与原版或许有出入。而这，便成为徐志摩嘲讽与自炫的理由。他那次确实过分，后来，就连徐志摩自己都在文章中反省，他当年在看哈姆雷特时，态度自大。

当时，徐志摩看完哈姆雷特后觉得，那些人既没到过外国，而且还只看了不完全的原著，所以，原本在英国人口中体面的莎士比亚，到了中国艺人这里，却显得好笑。既然不精通英文，不懂莎士比亚，那艺人们就不配插嘴，只配扁着耳朵悉心地听。说完这些讥讽新剧家的话，徐志摩还顺带把受剧情感动的观众也嘲笑了一番。

也许编导与演员的演绎确有不到位之处，但这无损于他们追求文艺革新的热情；而受剧情感染而动情落泪的观众，又何罪之有？徐志摩此种心态也真正刻薄高傲。

还是1923年。

那年四月，霍路会剧团来京演出《林肯》。徐志摩原以为，这样远道而来的剧团要认真上演一出真正的艺术剧，想来一定会大受欢迎。可事实让他大失所望。梅兰芳来了，姚玉芙来了，可偏偏大学生没几个。徐志摩受不了，于是写了篇《得林克华德〈林肯〉》在《晨报副刊》上分四天连载，批评新剧界：

“除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有两位学生在场外，北大、高师、美专、剧专诸大学的学生，连单个的代表都没有。后来跟陈西滢谈了，陈说怕是学生嫌票价太贵。真是不可思议——不错，表面看来戏价似乎贵些。但凭着良心讲，这样远道而来的剧团演这样认真的戏，要你们三两块钱的戏价，只要演的过得去，你能说太贵吗？梅兰芳卖一圆二毛，外加看座茶钱小账，最无聊的坤角也要卖到八毛一块钱，贾波林的滑稽电影也要卖到一块多——谁都不怨价贵，每演总是满座而且各大学的学生都是最忠诚的主顾。偏是真艺术戏剧的《林肯》，便值不得两块钱，你们就嫌贵，我真懂不得这是什么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