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有着隐秘的力量，潜伏在我们生命中的枝节细末处，总会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发现一点巧合。就像张爱玲说的“遗传就是这样神秘飘忽”，似乎这个家族成员都有一支生花妙笔。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发表了包括“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金锁记》在内的一系列力作，一刹那间轰动上海滩。187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名列进士榜第二十四位，次年进入翰林院。1845—1846年，她的曾祖父——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即以“年家子”的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次年，李鸿章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

而这些只是一个光荣的起点。 1846年，28岁的张佩纶因表现优异，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使，也就是拥有了可以单独上书的权利。言官生涯的九年里，他评议朝政、弹劾污吏，用文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好不得意。也正因为“直声”他成为朝廷红人。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平日张佩纶爱穿的竹布长衫，都被大家竞相模仿，成为时尚偶像。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里面，很真实地再现了张佩纶当年的“盛况”。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人家愈怕，仑樵（即张佩纶）却愈得意，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气焰熏天，公卿倒屣；门前车马，早晚填塞。

张佩纶靠着一支笔杆子，成为当时清朝廷“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明清两朝很流行清流之说，看着忠直、刚正不阿，打着“为了国家”的旗号，把看着不顺眼的事和人，拿来说一番事。这里面肯定不乏用心纯粹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在我看来，不过是为官为政的另外一种姿态。

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忠直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内则不避权要，外则论议锋厉，满朝侧目。”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国南部，张佩纶连上书数十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宝廷、黄体芳和何金寿为“四谏”成员。这正是清流一派的鼎盛时期，他们作为清流中负气敢谏的人物名噪一时。这几个中坚力量，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以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然而，当他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时，当他意气风发想在福建办出个样子时，他的人生，他亮丽明媚的前半生，灰暗地转身了。是不是人都不能太顺？否则物极必反？

我们不能把《孽海花》当做考据来读，毕竟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但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时运乖蹇，经过文学的渲染，的确就是一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