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8日的成都阳光灿烂，暖意融融。红艳艳的海棠花挂满枝头，洁白的玉兰迎风绽放，粉红的桃花刚刚吐蕊，在各色树木新生的嫩叶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这早春中慢慢苏醒。在成都温江区一家花木园子内，这样的花木还有好多，有正在开花的，也有刚发新芽的，有高大的乔木，也有盘枝错节被修剪成各种形状的盆景。该花木园子占地300多亩，既是一个花木生产区，又是一个花木产品展示区，同时还可以供人游览观光。

坐在我们对面的花木园子老板胡世勋指着眼前的这一大片花木对我们说：“这些土地原来都是农田，种植传统农作物，给我们农民带来的收入每亩不到1000元。”胡先生喝了口茶，饶有兴致地继续谈到，“但是成都进行改革之后，出台了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产权政策，鼓励农村土地向规模、向业主集中，开启了农村的新时代。改革之前，我家只有四亩多地，也种植花木，虽然我们有技术，但规模一直比较小。但是自从我们农民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土地之后，我们家就能从其他农民那里租地了，于是我们租了300多亩，办起了这家花木园林企业。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了5000万元以上，不但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租地给我们的农民也可以进城找工作或者在我们园子里工作。这些人（他指着旁边的两男两女），原本都是传统农民，现在在我这里工作。”

“我已经无法想象自己以前靠天种田是什么样子了。”尹春燕对我们说，这位年轻姑娘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是非常健谈。“过去种田太辛苦了，一年忙到头，每亩地收入不超过1000元。不过后来，我和丈夫把地租给了胡先生，胡先生则给了我们这份工作。我在他的园子和劳动技能培训学校接受了花木技能培训，现在我已经是一位花木技师了。”对自己职业的自豪写满了她的脸庞。她依然有着农民特有的红色脸颊，但是说话已经和城里人没什么两样了。

“原来我们种田的时候，一年一家人收入不过1万多块钱，”坐在尹春燕旁边的一位男士说，“但是现在在这里打工，除了每亩地每年净收入2000多元租金外，我每个月还可以挣3000多元工资。”他又指了指身旁的尹春燕说：“她是技师，工资更高，每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元。就算是五六十岁的妇女，在园子里除除草，除掉开支，每天都可以挣五六十元。”然后他又指着旁边一位男士说：“他原来在南方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是现在政府推出了一些新措施，农民也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于是他回到了家乡，也接受了再培训，在这家花木园子工作。”

“我们所有的技师都来自本地，”胡老板解释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来都在南方或者东部沿海打工，回来后参加了政府和企业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取得了专业证书。现在他们很高兴能够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而且还能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

类似温江区这样的地方在成都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它们都从贫穷落后的村庄变成了繁华城市的一部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游客和当地人提供了惬意的休闲娱乐场所。

“花木园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家园林企业，而是农民生活的巨变：从二等公民到机会均等。农民对于生活有了新的视角，他们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在成都，农民的生活也能很幸福，这种现象已经不再稀奇，它越来越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