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价格理论

管子认为绝对稳定的价格对经济发展不利，价格在“衡”的一定幅度内上下波动，是货物随着市场行情自然发生的现象，才会有利于经济发展，“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而且国家对均衡的价格数不能强行计划控制，否则会就会违反万物自然的起伏波动而造成祸害，“（衡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管子去世后2566年，也就是1921年，西方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教父”弗兰克·奈特出版《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指出不确定性是利润的来源。奈特说的市场价格不确定性其实是管子说的“衡无数”，价格被西方经济学认为是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集中体现在价格不确定上面。奈特的说法误导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因为奈特没有看清楚利润的真正来源是德行（劳动、信誉、智慧等），就象大雾迷江，然后艄公告诉你说航道就在大雾里，这样的船有几个人敢做？

管子经济学正是利用市场货物价格的天然波动，因势利导，才能利用价格政策调节国家经济，这是自然伦理的天然要求。如果强行稳定价格不变，不但违反自然伦理经济的规律，还失去了调控经济的机会和手段，是有害无利的。例如，运用价格政策，提高谷物价格以奖励农民的耕作，把谷物价格由国家规定低于囤积居奇的投机商人的价格，打击商人的投机暴利，既可以稳定市场，又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即“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俱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资本家曾经挑战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政治和军事厉害，但是经济管理是外行，就想利用囤积煤炭、棉花和大米等要害物资在市场上给新政府一点颜色看看，结果以陈云为首的经济管理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是从东北和华北源源不断地调进投机商人囤积收购的物资，满足他们大量收购的愿望，耗尽他们的资金量，然后国营商店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大量供应市场需求，使投机风浪应声而落，投机商人叫苦不迭，漂亮地打赢了这场“两白一黑”的经济战。追本溯源，陈云的经济战法最早就出于管子经济学。

管子还利用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来提高国家经济收入。例如，在国家掌握大量布匹的情况下，对织布的原料麻征税，麻价因征税而大涨，原材料上涨则造成成品布的价格以更高的幅度上涨，由此国家大量获利。“君守布，则籍于麻，十倍其价，布五十倍其价，此数也。”

10．国家贸易理论

管子关于贸易的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贸易，另一个是国际贸易。

管子国内贸易理论同样是中道伦理经济的体现，一方面鼓励贸易，另一方面限制大商人兼并，尽力保持农工商三业均衡。“政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国家必须保持对市场的观测和调控，但是又不能“有为”，不能破坏市场贸易的正当自主性，这就是一直被误解的“为无为”。

鼓励国际贸易，优待国际商人的做法始于周文王。西岐曾经发生物质匮乏、日用品紧张的情况，为了增加货物流通，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活跃经济发展，文王下令对各国贸易商人的到来给予良好的招待，以鼓励贸易，解决饥馑，增加财富。到了管仲的时代，为了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制定了固定的供吃供住的制度，“请以令为诸侯之商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稻菽，三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的做法，类似投资100万美元的给税收优惠，投资1000万美元的批地建厂房，投资一亿美元要上新闻联播等等，至于建五星级酒店等居住娱乐配套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富商云集，“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齐国焉能不富？

秦汉以前，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人：姜尚和管仲。太公治齐，始发渔盐之利，建立了齐国，后来子孙才得以富国强兵，历七八百年而不衰。管仲治齐，也是先由发展经济入手，后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主局面。《了凡四训》有言：“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管仲被后人轻易列入“政治家”行列，然而管子是在佛学传入中国之前，先于孔子对心性学说有着独到见解的人，其文化思想的成就绝不在其事功之下。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文化思想上的高深造诣，他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成就。

说苑云‘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巿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称伯。’”

《孟子》中记载：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