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辅佐勾践复国灭吴，用了二十二年；归隐江湖，发家致富三致千金用了十九年。四十一年间，前期随主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志在复国；后期全身自保，功成、名遂、身退，顺依天道，吉祥如意。世人不明自然之理，常常抱怨“世事不如愿者，十有八九”，不知是自己的意愿违反伦理，随顺一己无明私意，怎能不处处碰壁？《四十二章经》告诫大家，“甚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只有证到孔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解脱自在的境界时，才可相信自己的意欲。

范蠡的经济之道和治生之术出自计然子之策，学术归类当属于道家学问，足见后世儒释道划分泾渭分明的做法何其愚执。计然子之策并非惶惶的大部头巨著，仅仅是“策七”。这就是“经”，以这种“经”用于国家事务，表现为“宏观经济学”，就是经济之道；用于自身个人企业，就是“微观经济学”，就是经济之术。掌握了经的人，就是通达了事物规律的本质，而临场应用，要随机应变，没有成法定法，所以经中没有“定法”，没有“案例”。这样中国自古以来人们求取真经的关键在于得 “经”，而不求“用”。任何学问其实都是“法无定法”，否则都是“刻舟求剑”，作茧自缚。心为形役，心为法缚，心为自格，则一切拘执，全是死规矩，哪里来的“生生不息”呢？由此看，现世这个样子，不是中国文化不行了，中国文化的典籍与精神一直都在；是作为传承的人不行了。把金箍棒当成了烧火棍，所以才让西方的妖孽伴着本地的土鳖兴风作浪，祸国殃民。

三、白圭：智仁勇强 号治生之祖 

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治水，除魏都城大梁黄河水患。白圭对自己治水颇为自负，曾经对孟子说“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说：“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之言，对于白圭来说，不啻于当头一棒！应使自负的白圭幡然醒悟自己的过错。

大概白圭被孟子折服，曾经向孟子请教治国赋税之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回答说：“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白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所言，其实是“中道”，告诉白圭，国家税赋的收取，在于满足必要的国用，二十取一而足的地区，二十取一是合适的，但是在“去人伦，无君子”的中原地区，怎么能够满足国家的财政支出呢？

白圭和范蠡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都有弃政从商的人生经历。这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几位著名代表人物的口共同之处，就是都曾经身居丞相或者相当的职位，经济天下国家绝非空谈书生之见。白圭因魏国政治腐败，游历中山国和齐国后，脱离政途，专事从商。

《史记·货殖列传》载有：“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应为李悝）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知识，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的经济原则，丰年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今年就大量收购粮食，屯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上等谷物。当商品积压时，奸商会等价格更低再大量购进，而白圭却用相对较高的价格来收购；等市场匮乏时，奸商们囤积居奇，白圭却以低廉的价格售出，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白圭的经济策略既能使自己获利丰厚，又能调节商品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的利益。白圭生活俭朴，在节制嗜好欲望上动心忍性，与奴仆同甘共苦。深入市场，对行情了如指掌。说到此处，我们可以说白圭和范蠡是“同道”，是“同志”，主要的经济思想完全一致。这恰恰印证了中国本土经济学的一贯存在。

白圭将自己的经济法则称为“仁术”，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是中国经典经济学的重要代表，真实地说明“无商不奸”是一个误解，以仁心和复合道德的方法可以成为巨富。战国时期，人们将商人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诚贾”、“良商”，另一类称为“贪贾”“奸商”。而白圭正是战国时期良商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