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领略了小舅妈的高觉悟之后，我对她的行为充满了疑问：既然你觉得我舅舅是坏人，干吗还要和他做爱？她的回答是：不干白不干——你舅舅虽然是个坏蛋，可是个不坏的男人。这叫废物利用嘛。但是那天晚上她没有这么说，说了以后我会告诉小舅，小舅会警觉起来——这是很后来的事了。

小舅和小舅妈做爱的现场，是在我卧室的小沙发上。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因为头天晚上我离开时，那沙发还硬挺挺的有个模样，等我回来时，它就变得像个发面团。除此之外，在沙发背后的墙壁上，还粘了三块嚼过的口香糖。我把其中一块取下来，尝了一下味道，发现起码嚼了一小时。因此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景象：我舅舅坐在沙发上，小舅妈骑在小舅身上，嚼着口香糖。想明白了这些，我觉得这景象非常之好，就欢呼一声，扑倒在自己床上。这是屋里唯一的床，但一点睡过的痕迹都没有。但我没想到小舅妈手里拿着枪，枪口对准了我舅舅。知道了这一点，还欢不欢呼，实在很难讲。

顺便说一句，小舅妈很喜欢和小舅做爱，每回都兴奋异常，大声嚷嚷。这时候她左手总和小舅铐在了一起，右手拿着小手枪，开头是真枪，后来不当管教了，就用玩具枪，比着我舅舅的脑袋。等到能透过气的时候，就说道：说！王犯，你是爱我，还是想利用我？凭良心说，我舅舅以为对国家机关的女职员，首先是利用，然后才能说到爱。但是在枪口对脑袋的时候，他自然不敢把实话说出来。除此之外，在这种状态下做爱，有多少快乐，也真的很难说。

小舅妈和小舅不是一头儿的。不是一头儿的人做爱也只能这样。在我家里和小舅妈做爱时，我舅舅盯着那个钢铁的小玩意，心里老在想：妈的，这种东西有没有保险机？保险机在哪里？到底什么样子保险才算是合上的？本来他可以提醒一下小舅妈，但他们认识不久，不好意思说。等到熟识以后才知道，那枪里没有子弹；可把我舅舅气坏了；他宁愿被枪走火打死，也不愿这样白担心。不过，这支枪把他眼睛的毛病治好了。原来他是东一只眼西一只眼，盯枪口的时间太长，就纠正了过来。只可惜矫枉过正，成了斗鸡眼了。

小舅妈把小舅搞成了斗鸡眼后，开头很得意，后来也后悔了。她在小报上登了一则求医广告，收到这样一个偏方：牛眼珠一对，水黄牛不限，但须原生于同一牛身上者。蜜渍后，留下一只，将另一只寄往南京。估计寄到时，服下留在北京的一只，赶往南京去服另一只。小舅妈想让小舅试试，但小舅一听要吃牛眼珠，就说：毋宁死。因为没服这个偏方，小舅的两只眼隔得还是那么近。但若小舅服了偏方，眼睛变得和死牛眼睛那样一南一北，又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早上，我妈对小舅妈说：你有病，应该到医院去看看。这是指她做爱时快感如潮而言。小舅妈镇定如常地嗑着瓜子说，要是病的话，这可是好病哇，治它干吗？从这句话来看，小舅妈头脑清楚，逻辑完备。我看她不像有病的样子。说完了这些话，她又做出更加古怪的事：小舅妈站了起来，束上了武装带，拿出铐子，“嗖”一下把我舅舅铐了起来；并且说：走，王犯，去劳改，别误了时辰。我舅舅耍起赖皮，想要再玩几天，但小舅妈横眉立目，说道：少废话！她还说，恋爱归恋爱，工作归工作，她立场站得很稳，决不和犯人同流合污——就这样把我舅舅押走了。这件事把我妈气得要发疯，后来她英年早逝，小舅妈要负责任。

四

上个世纪渤海边上有个大碱厂，生产红三角牌纯碱，因而赫赫有名。现在经过芦台一带，还能看到海边有一大片灰蒙蒙的厂房。因为氨碱法耗电太多，电力又不足，碱厂已经停了工，所需的碱现在要从盐碱地上刨来。这项工作十分艰苦，好在还有一些犯了错误的人需要改造思想，可以让他们去干。除此之外，还需要有些没犯错误的人押送他们，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前因。我舅舅现在还活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还很难说。总而言之，我舅舅在盐碱地上刨碱，小舅妈押着他。刨碱的地方离芦台不很远。每次我路过芦台，都能看到碱厂青白的空壳子厂房。无数海鸟从门窗留下的大洞里飞进飞出，遮天盖地。废了的碱厂成了个大鸟窝，还有些剃秃瓢拴脚镣的人在窝里出入，带着铲子和手推车。这说明艰苦的工作不仅是刨碱，还有铲鸟粪。听说鸟粪除了做肥料，还能做食品的添加剂。当然，要经过加工，直接吃可不行。

每次我到碱场去，都乘那辆蓝壳子交通车。“厂”和“场”只是一字之差，但不是一个地方。交通车开起来咚咚地响，还有个细长的铁烟囱，驶在荒废的铁道上，一路嘣嘣地冒着黑烟。假如路上抛了锚，就要下来推；乘客在下面推车走，司机在车上修机器。运气不好时，要一直推到目的地。这一路上经过了很多荒废的车站，很多荒废了的道岔，所有的铁轨都生了锈。生了锈的铁轨很难看。那些车站的墙上写满了标语：“保护铁路一切设施”、“严厉打击盗窃铁路财产的行为”，等等，但是所有的门窗都被偷光，只剩下房屋的壳子，像些骷髅头。空房子里住着蝙蝠、野兔子，还有刺猬。刺猬灰溜溜的，长了两双罗圈腿。我对刺猬的生活很羡慕：它很闲散，在觅食，同时又在晒太阳，但不要遇上它的天敌黄鼠狼。去过一回碱场，袜子都会被铁锈染红，真不知铁锈是怎么进去的。

我到碱场去看小舅时，心里总有点别扭。小舅妈和小舅是一对，不管我去看谁，都有点不正经。假如两个一齐看，就显得我很贱。假如两个都不看，那我去看谁？唯一能安慰我的是：我和我舅舅都是艺术家。艺术家外甥看艺术家舅舅，总可以吧。但这种说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我既不知什么是艺术，也不知什么是艺术家。在这种情况下，认定了我们舅甥二人全是艺术家，未免有点不能服人。

碱场里有一条铁路，一直通到帐篷中间。在那些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还有两座木头搭的望塔。帐篷之间有一片土场子，除了黄土，还有些石块，让人想起了冰川漂砾。正午时分，那些石头上闪着光。交通车一直开到场中。场子中央有个木头台子，乍看起来不知派什么用场。我舅舅一到了那里，人家就请他到台子前面躺下来，把腿伸到台子上，取出一副大脚镣，往他腿上钉。等到钉好以后，你就知道台子是派什么用场的了。脚镣的主要部分是一根好几十公斤重、好几米长的铁链子。我舅舅躺在地上，看着那条大铁链子，觉得有点小题大作，还觉得铁链子冰人，就说：报告管教！这又何必呢？我不就是画了两幅画吗？小舅妈说：你别急，我去打听一下。过了一会儿，她回来说：万分遗憾，王犯。没有再小的镣子了——你说自己只画了两幅画，这儿还有只写了一首诗的呢。听了这样的话，我舅舅再无话可说。后来人家又把我舅舅极为珍视的长发剃掉，刮了一个亮闪闪的头。有关这头长发，需要补充说，前面虽然秃了，后面还很茂盛，使我舅舅像个前清的遗老，看上去别有风韵；等到剃光了，他变得朴实无华。我舅舅在绝望中呼救道：管教！管教！他们在刮我！小舅妈答道：安静一点，王犯！不刮你，难道来刮我吗？我舅舅只好不言语了。以我舅舅的智慧，到了此时应该明白事情很不对劲。但到了这个地步，小舅也只有一件事可做：一口咬定他爱小舅妈。换了我也要这样，打死也不能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