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建设方面，舜也有原创性的贡献。他要求：一方面，要依法使用常刑。另一方面，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用鞭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官员，用扑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师儒，有些犯罪可以通过交纳金属铜来代替惩罚，减免过失犯罪者的刑法，胆大妄为者犯罪则依法惩处，等等。这两个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依法使用常刑，体现了法律的原则性。其他几种规定，都属于对法律的变通执行，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这样的法制思想及其实践，对于现代中国的法律，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

接下来，《舜典》还记载了舜亲自处理的四个有罪之人：他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舜典》还说，舜惩治了这“四凶”之后，大快天下人心。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两点分析。其一，舜的处理方法，属于“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是一种从轻处理的灵活措施。其二，这几个罪人需要舜亲自处理，显然都不是一般性的违法犯罪案件。其中，共工和欢兜是相互勾结的死党。在《尧典》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尧有意选拔一个政治后备人选的时候，就是欢兜推荐了共工。这个提议虽然遭到了尧的拒绝，但其实也可以表明：共工与欢兜结成的势力集团已经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们与舜代表的政治力量早已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他们是舜的权威的潜在的威胁者。因此，当舜获得帝位之后，就把他们分别流放到了偏远之地：共工所去的幽州属于北方，欢兜所去的崇山属于南方，让他们不再有结党密谋的机会。此外，鲧也是《尧典》中提到的人物。虽然尧并不欣赏他，但由于群臣们的“力挺”，尧也只好把治水的重任交给他。这个细节说明，鲧在高层的势力也不小，甚至比共工的分量还重，否则，他不会得到群臣们的“力挺”。鲧治水九年，没有成绩，所以没有成为尧的继承人——这个结论看似公允，但要注意，它出自舜的史官。因此，舜把鲧流放到东方的羽山，与鲧在高层中的势力过大，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至于三苗，大致是不服王命的诸侯，所以也遭到了舜的驱逐。剪除政治上的这些威胁者、挑战者，把他们称为“四凶”、“罪人”，表明舜既是德性的象征，同时更是一个铁腕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