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君主就是成王的祖父文王。周公虽然承认，姬周宗室的太王、王季都不乏敬畏之心，但周公重点强调的还是文王。周公告诉成王：你的爷爷做过很多卑贱的工作，他修过路，种过田；他仁慈善良；他爱护孤苦之人；为了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他从早晨忙到中午，再忙到下午，吃饭都没有时间；文王从来不敢逸乐，更不敢把人民交上来的赋税拿来供自己享乐。在君主的岗位上，文王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工作了50年。

周公认为，以上四个君主，都容得下批评意见。假如有人告诉他们：“老百姓在骂你”，他们就会更严格地反省自己的行为；如果有人指出了他们的过错，他们就诚恳地承认错误。

周公还提醒成王，与以上四个模范君主相比，多数君主都乏善可陈。他说，祖甲以后的历代殷王，生下来就习惯于享乐，不知耕种的艰难，不知民间疾苦。这些纵情于享乐的君主，几乎没有一个长寿的，多数人在君主的位置上只活了七八年，或五六年，甚至三四年就死去了。这些都是需要引以为戒的。

周公的这番训示，年轻的成王是否听明白了，史无记载，暂且置而不论。不过，周公的这些话，却有助于我们思考一个较少有人关心的问题：君主及君主政治的应然状态是什么？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一个模范君主是怎样炼成的？

在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君主”总是与“君主专制”连在一起的。“君主”就像“君主专制”一样，既缺乏正当性，也不具有合法性；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制”或“共和制”，总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或历史跨越。在这里，我们承认这些现代性话语的有效性。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这些现代性话语在实现了某种“启蒙”的同时，是否也构成了某种“遮蔽”？

按照周公的设想，一个君主就应当像中宗、高宗、祖甲、文王那样，有民间生活的磨炼与经历，对底层民众的生活有切身的理解和感受；当政期间不酗酒，不打猎，也不沉溺于其他方面的享乐；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公共事务上，甚至连吃饭都挤不出空隙；待人处事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倘若有人提出批评，则更加严厉地反省、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君主，几乎就是十全十美的人间领袖。如果把这样的领袖人物交给当代世界任何国家的公民来投票，恐怕都会获得多数的赞成票。谁会反对这样的政治领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