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则是神宗的贪婪也在此时凸现出来。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概括。说他患下“酒、色、财、气”四病，“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因此，特意献上四句箴言，希望圣上自行根治。明神宗看到此疏，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见阁臣申时行等，欲将雒于仁处以极刑。后经阁臣们的极力营救，才免遭一死，被削职为民。   

治国理民是国君的基本职责。而明神宗对于政事的厌烦令人吃惊。临朝听政是朝廷理政的基本方式。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发生日食，他下令停止朝贺。这是特殊情况。没想到，此后连元旦接受百官朝贺的大典也取消了。他在位48年，竟有20多年不与臣下共商国事。他不临朝听政，不见大臣，不批答臣下奏章，致使御前奏章，堆积如山，衙署之封章，如沉大海。更为荒唐的是，政府机构包括中央机构的内阁、六部机构在内，长期缺员不补。这样就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行。和先前历代帝王相比，神宗对金银财宝的酷好和追求，却是无有止境。这固然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长，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市场上日益增多的商品与财富，刺激着整个社会消费，高消费成为社会上层的追求，自然也刺激着他的奢侈的欲望，再加上他贪财好货成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因而，挥金如土，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用去白银934万两，袍服用费另拨270万两。仅一次采办珠宝，就耗去银子2400万两。不仅如此，他从18岁起，就开始为自己建造陵墓（定陵），规模宏大，用料讲究，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建，宝城垛口、殿堂、方城、地面等，均用花斑纹石铺砌，宝城之外，又有罗城，所用木石砖等建筑材料，均有严格标准，巨石包括青石、白石、花岗岩、汉白玉四种，大部分采自房山大石窝，小的几吨，大的几十吨，甚至上百吨，总计不下几十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