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驱使明王朝在田赋征收上打主意。那就是用不断增加征收税额的办法来填补财政上的亏空。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加征军饷，每亩3厘5毫，第二年再加3厘5毫，第三年复加2厘，前后三次，共9厘，增征田赋52万两，成为固定的税额。可是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9厘之外再加3厘，每亩一分二厘，共计685万余两，统称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每亩加征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增征田赋248万两，称为剿饷。十二年（1639年），又加征730万余两，称为练饷。辽饷、剿饷、练饷，合起来叫“三饷”，每年定额至2000余万两。如此加派，百姓何以承受？不仅如此，还有临时索取的杂征，杂征之外有加派。辅臣蒋德　曾说：今既有旧饷，复增新饷练饷，括尽民间金钱，已不堪命。在北直、河南、山东召买米豆90余万两，而民间当费数百万之多，加上一切车辆骡驴及衙役杂费，赔累困苦，不堪言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派之害，莫若召买。”兵部尚书梁廷栋也说：“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田赋一增再增，使得农民难以承受，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进行，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向外逃亡，土地因无人耕作而荒芜。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田赋的征收，无不采用高压政策，进行逼取，还将逃户的税额分摊给没有逃亡的人户完纳。在陕西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里只有一二户，势必令一二户而赔一里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在山东，十分之民，即去其八九，则以一二分之人，纳十分之差徭；十分之地，既荒其八九，则以一二分之地，纳十分之粮税。虽必不能完，然追呼棰楚，固以十分求之矣。

工商业税的征收也是同样。明神宗在位时，就开始加重这方面的征收。山东临清，万历十一年（1583年）前，商税定额为二三万两，之后，一增再增，30年间，增加了五至七倍。北京崇文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商税税银1.4万两，天启元年（1621年）改为8.4万两，18年增加了六倍。征税范围也日渐扩大，凡是进入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包括米盐鸡豕在内，无一物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