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风和日丽，犯人们都做好了出工的准备，突然接到通知：不出工了！“文革”以前，农场的犯人没有节假日，要休息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老天长眼--下雨，再就是遇到大事情，需要组织起来开大会。今天的停工是什么事呢？有经验的老犯说：“大祸临头了，哥们注意一点！”我心里有鬼，可我不敢多嘴，此时多嘴，岂不是找死吗？半个小时后，值班队长把我们集合在监狱的院子里，指导员拿着一张纸，上来就点名，点到的站在左边，没点到名的原地不动。我是站在点到名的一列之内，暗暗扫了一眼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伙伴们，天呀！一色全是反改造尖子，不是刑期长，就是平时不遵守监规纪律，顶撞政府干部的顽固分子，再就是打过架、有逃跑历史的--全属于刺头的犯人。我心想，看样子政府真要动手了！大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看着这帮人的怂样，我从心里瞧不起，男子汉大丈夫，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我有意昂着头，装作不屈的样子。

其实我心里很害怕，脑子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维，反抗吗？不行！让人家抓个典型岂不是弄巧成拙，装病吧？也不行！自己平时壮如牛，这突然之间哪来的病？找个托吧？更不行！自己平时“底潮”，没有当官的亲属，更没有金钱这个后盾。去死吧！谁让你没事找事呢？如果这次不逃跑也许灾难就轮不到你头上了，我在心里狠狠骂着自己。

分好队，我们这些站在左边的人被带到分场的大礼堂去开会，会场严肃极了，主席台上坐着大队长和教导员，还有许多没有见过面的新面孔。教导员主持会议，只听他说：“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支援新疆的建设，需要调一部分人员到新疆去进行改造和建设……”虽然早有思想准备，我的耳朵还是“嗡”的一声，我强制自己平静下来，一位干部从黑皮包里掏出张纸念着，台下的犯人有些躁动，有的人开始放肆地议论起来，大队长站起来一拍桌子，一手举着那张纸，大声说：“我宣布，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破坏这次调犯的破坏分子，分场指挥部有权全权处理，极端分子，有权就地镇压……”听到就地镇压几个字，我感觉自己身上的血往上涌，8年多了，自从在教养号里我组织越狱未成功，到喊反革命口号，不就等待一死吗？打成反革命后被判大刑10年，如今已熬过8年了，这8年多来自己受尽了磨难，夏天，蚊叮虫咬无处藏身，冬天，自己没人接见，缺鞋少袜，寒冬腊月赤脚站在冰上挖水渠，脚扎破了、冻烂了，生不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