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们反映监狱里犯人的改造情况，帮他们分析北京来的犯人为什么敢于无视监规纪律，为什么敢于不服管理。我的话令这些刚刚从军队转业的管教干部觉得很新鲜、很实用、很符合实际，他们对我的态度简直说是十分的恭敬。坏事就坏在我忘了自己的身份，看到政府干部对自己另眼看待，就不断地挖掘自己在监狱里从别的管教干部那里学到的管理犯人的知识，然后再加上自己想法和主观臆断，夸大其词地和他们谈，有时候简直是在教他们，为他们传授不规范的管理办法、传授惩罚犯人的绝招。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我看来，这些管教干部是为了应付我们这些突然增多的犯人而从部队转业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学习和培训的时间和机会，我的话对他们就是求之不得的灵丹妙药，是可靠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干部，只要有时间就找我谈话，套问我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和技巧，他们虽然不直接询问或者说请教，可是，我是谁？我是监狱里的大哥，只要他们一张口，我就知道他们想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不等他们尴尬地讲明，我就认真地传授。

我自我陶醉的时间没有多长，就觉得他们进步很快，对我讲的东西已经不十分感兴趣了，这使我感到了危机的到来。

这种危机不是因为我的话他们不重视了，而是因为我们这一批从内地调边的北京籍犯人，在监狱里已经不敢再过无政府状态的日子了，谁违反监规纪律，谁就被惩罚一顿，自由的日子不存在了。

我深知，这都是我的错！

管教干部的经验有了，他们对北京来的犯人经历了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之后，不敢管理、不会管理已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是令我不可置信的非法管理。我在向他们介绍北京的监狱警察管理犯人的方法时，虽然有所夸大，也没有他们使用的办法狠--根本就没有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