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监狱的管理者来讲，我教会他们的是原始的、粗暴的、非法的管理方法，只能够收到短期的效应，时间长了，犯人们就会感觉到不过如此。对于智商高、见多识广的犯人，懂得劳改政策的犯人，这些方法就无用武之地，从来劳心者治人，管犯人的人怎么能够是头脑简单一族呢？他们那些简单的方法，只能够使犯人口服心不服，服刑人员，特别是大案在身的，最不怕的就是这类管教方法，打骂体罚，无所畏惧，他们可以为一点小事拼死拼活，抗住政府干部的一切“土办法”，久而久之，必然会激化矛盾，造成管理上的失败。

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调来的犯人，表现得再不可一世，超过我岩金荣的能有几个？可以说没什么了不起；当地的犯人，政府干部就把他们管得顺顺溜溜，他们还能翻天不成？从政府干部对犯人的态度上，我感觉到是有亲有疏、有厚有薄，这无疑是可以利用的条件。

为了贴近少数民族犯人，我开始处处用心，每天劳动间隙，就装作向他们学习藏语，和他们厮混。通过接触，我发现在少数民族犯人中间有一个叫苏阿达凯的，是他们的头头，就主动拜他为师，奉承他，甜乎他，使他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遇见了我，等于遇见了伯乐。这样做的结果，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平时我给他讲北京的所见所闻，神乎其神地侃；他给我讲藏语的发音，什么你好、混蛋、妈妈的、揍你，等等，我什么都学，有时他们用藏语骂我寻开心，我就装傻，逗他们，使他们对我放弃了戒备心理，时间不长，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监狱里的管教干部知道了，问我干什么？我说以后扎根新疆用得着，他们还觉得我这人有远见，有头脑，就是和其他犯人不同。由于我能和两派犯人联系上，就经常在他们中间传话，小事煽动成大事，无影的说成有影的，操纵他们相互争斗。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想看他们的热闹，寻找刺激，又想在政府干部面前讨好，的确是费了一番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