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刑满释放的时间是1968年12月7日。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到处都充斥着武斗的火药味，辩论的热情使人人都急于找到对手，证明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诚，证明自己思想觉悟最高，一家人还要互揭伤疤，寻找斗争的焦点。人们的信仰坚定得不得了，思想红得不得了，行为狂得不得了，手段狠得不得了。这些都是我的强项，如果没有教养和判刑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我敢说我比他们哪一个都积极！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造，使我的性格有了极大的变化，使我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冷静地看待社会，真真切切地感到“社会的疯狂，人性的虚假”，我深知自己的这个身份是回不到政治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北京了。

确实如此，我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路该怎样走，劳改单位就又一次行使了强制权力--强行把我留场就业！

从被押解到新疆服刑的那一天，我就渴望着刑满释放后回到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留场就业，就等于宣判了禁止我回京的判决书。我绝望极了，命运悲惨，环境也来摧残你。克拉克地区的环境气候恶劣，在一望无垠的旷野上，大风卷着枯枝断草，飞沙走石；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几度，冷入骨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如同干枯的树枝，任凭狂风、寒冷摧残。我渴望自由，好容易盼到获得自由的这一天，政府的决定使我的心比这寒冬还冷，何去何从还要被动听从他人的安排，如今解除了惩罚，自己却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行动，仍然是失去自由的人。

自由，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释放那天，我连释放证明都没看到，带我出克拉克监狱大门的警察对我说：“出去后，你直接到监狱管教股，报上姓名，他们会给你安排你回到社会上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我不需要社会主义的关怀，我要回北京。”我放着胆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