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的头面人物蒲殿俊、罗纶骗到总督衙门逮捕，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与保路运动有关的报刊，并下令向抗议群众开枪，酿成“成都血案”，导致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

重庆起义成功后，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哥老会的势力也乘机膨胀。尹昌衡为了利用哥老会的势力，在就任军政府都督后，在军政府门口挂出了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几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个袍哥的公口、码头去拜客，各个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周骏在就任军政部长后，也在军政部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有人要求组织“大参公”，因为部长不同意才作罢。这样，哥老会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于得到四川军政府首脑的倡导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人数呈几十倍的速度增加，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个。在广汉一带的袍哥也是“红极一时”，“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袍哥）就算走运”。当时人称之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当袍哥，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哥老会成员的头脑中大多充满着君主专制意识，不少袍哥分子仅仅把革命看做是“要门槛”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袍哥首领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给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4.陕西

（1）革命党人对哥老会的引导与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陕西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建立了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大约有十来个，其中以张云山创立的“通统山”最为突出。“通统山”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发展对象，而且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在山堂开设时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新军中重要的哥老会首领除张云山外还有朱福胜、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