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人电视”的说法，我在给《电视研究》写的《漫谈电视节目样式》里专有一节论及。发表后，记得是1997年的初冬，该刊副主编孙秋萍来电话说，注意到你的文章被放在哪个栏目了吗？我想起是在“各抒己见”那一栏下。孙说，这就是表示我们刊物并不赞成你的观点，现在就有一些老同志很不同意，今天有一位还来到编辑部谈了半天，批驳你的观点，特别是对“报人电视”那一节，是逐字逐句地批呢。孙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因为她让那老同志写出文章来，到时候也给我版面应对。孙最后说，刊物办到这时候，办出点味儿来了。兴奋之情溢于电话。

看来我对中央电视台内既成观念的根深蒂固显然估计不足，以为学术只要言之成理自成一套也是可以的，要不是孙的电话，还以为至少在主流电视圈内是认可了我的研究呢。也可以想象孙在发这篇文章时的为难。

回忆到这里，已经说不清以上所谈的究竟属于研究还是批评。

另一位值得说的编辑是《艺术世界》的张翔先生。1997年春天我去上海办事，抽空拜访他，与他简单地聊了几句我正琢磨的中国电视节目模式问题，他当即说可以写出来发表。回宁后就写了出来，题为《电视创作模式走向》。尽管文章指出了近20年来中国电视节目的几种模式，但这样的标题应该说是很容易淹没在杂志里的。到发表出来后一看，标题被改成了《中国电视“四模式”》，并且还给几种模式分别加了小标题。文章顿时变得既有气势又一目了然，让我领教了一把如今编辑的水平。当然这也使我有了继续给《艺术世界》写稿的积极性。1997年暑期里，我给张翔打电话说，最近又琢磨出中国电视的四个毛病，“四（事）四（事）如意”，跟上回那篇“四模式”配个套怎么样？张翔说行。

这篇文章就叫《中国电视“四大病”》，发表在《艺术世界》1998年第1期，不久被《新周刊》注意到，就有了5月的那个《“弱智”的中国电视》专题。

从“四模式”到“四大病”，是从貌似的研究走向纯粹的批评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是性情所至，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电视，我看也是研究的必然走向之一。中国电视，如果没有批评，应该不会有今天的进步。我在编第一本批评文集《告别弱智》时写过，“如果电视没有批评，不是因为它太霸道没人敢吭声，便是因为它太傻了没人搭理它”。可以说，中国电视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今天互联网的世界里。当然，批评不仅仅是“骂”。如果那样，就不要批评家了--在互联网世界里，遍地都是“批评家”。批评的另一个功能是“捧”，“捧”得准确、恰当，如果还能够让批评对象被“捧”出方向感，那就离“批评式研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