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历史上的和亲的不同之处是，欧洲的王室联姻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常态的文化。欧洲的王子公主选择配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目光投向外国王室家族。直至二战前，欧洲王室中除法国和塞尔维亚外，几乎每个王室成员都有外国血统。这是因为，按照欧洲人的观念，王室婚配必须遵守血统铁律。欧洲王室崇信“蓝色血液”的高贵性，认为王族血管中混入了平民的血液，君主统治的根基就会动摇。这是“君权神授”理念的逻辑延伸。王室家族一国独尊，王子或公主都无法在国内找到门当户对的配偶，只能在外国王室中寻觅。中国人不讲究血缘匹配，只要是龙种，撒在哪块土地上长出来的都龙子龙孙，被皇帝宠幸的宫女生出来的孩子一样能够继承皇位。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以及万历皇帝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都是宫女所生。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生母也极有可能出生卑微。

王室联姻使得王家婚姻变成政治结盟的机缘和标签。王孙公子和金枝玉叶们就与谁同床共枕的选择空间相当有限。他(她)们的婚姻成了外交谋略的载体，因此他(她)们几乎没有机会体验求偶过程的曲折浪漫和婚恋中的绻绻柔情。即便这艘政治婚姻的大船在感情礁石上撞出了大窟窿，为了国家，他(她)们也必须忍辱负重，让这艘漏船东倒西歪地继续驶下去。只有当国家的政治诉求发生变化时，当事人才能抛弃这艘破船另谋他图。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娶了其兄的寡妻阿拉贡的凯瑟琳，因为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女王的女儿。英国必须与西班牙结盟，共同分享海上霸权地位。将这个婚姻继续下去是维持这个联盟的需要。后来他休掉凯瑟琳，不仅是因为他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宫廷侍女安妮·博琳，也是因为亨利八世为了与法国重修旧好，决定舍弃与西班牙的联盟。

王室联姻的另一功效，是借用外国亲戚的势力实现宫廷某个政治集团的目的。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便是一例。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会与强行推崇罗马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发生尖锐冲突。詹姆斯二世停止了议会活动，借此封杀反对派。支持议会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本来寄希望詹姆斯二世死后由他信奉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平接班，却未曾料到詹氏老蚌生珠，55岁时得一子。玛丽公主继承王位的希望顿成泡影。于是，反对派们秘密派人前往荷兰，请求公主的夫君荷兰联省共和国的执政官威廉三世出兵英国，驱逐詹姆斯二世。荷兰与西班牙一直在争夺海上霸权。考虑到帮助英国新教夺得政权有利于建立荷英联盟反击西班牙，威廉三世决定出兵英国，对新教贵族伸出援手。威廉率领500艘战船和15000人在英国托尔登陆，兵不血刃地开进伦敦。詹姆斯二世逊位，并被驱逐到法国。英国议会宣布由威廉三世和其妻玛丽二世共同统治英国。国会还通过法令，规定此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它在历史上首次以“君权民授”取代“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基础。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史称“光荣革命”。

时尚了几百年的王室联姻的果实之一，是在欧洲编织出一个严密的王室宗亲网络。欧洲各国百姓保持着较为纯净的民族血统，而各国王室血脉却盘根错节，各国君主之间几乎都能找到某种血亲关系。在近现代史中，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泛欧脉系最具典型性。女王的母亲出自德国著名的萨克森—科堡王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既是女王的亲舅舅，又是女王丈夫阿尔贝亲王的亲叔叔。女王膝下9个子女中有7人与外国王室缔结姻缘。他们的后代中产生了一系列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改写了欧洲的历史。例如，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是她的大女婿。他的儿子，即维多利亚女王的嫡亲长外孙，便是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女王的二女儿的女婿，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婿。挪威国王哈康七世是女王的孙女婿。在英国王室的欧洲血亲中，德国人占了一多半。1965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携夫君菲利普亲王访问联邦德国，与街头的市民闲聊，谈起她和菲力普亲王在德国有400多位在世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