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关于同文馆洋教员，齐如山深致不满，“五馆的洋文教习，倒都是各国的人，但可以说没有一个够学者二字的，这话并非瞧不起他们，也不是玩笑话。……他们被派到同文馆，外面是来教洋文，事实是为他们自己学习中国话。在当教习的期间，自己在外边请着中国人学中文及言语，学得够用之后，即派往各省海关去当差，这几几乎是定例。至于馆中的功课，他并不十分注意。”

同文馆四十余年历史中，只聘任过两位总教习，首任总教习欧礼斐是英国人，在齐如山印象中，此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不但不够学者，而且几几乎是不通文。我见他给学生改英文的试卷，一般人但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了事了，憋得红着个秃脑壳，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就。”……

这样混下去的同文馆终于等到了出洋相的一天。齐如山回忆：“在光绪八九年间有军机处给总理衙门的一件公文，这篇公文，现尚在我家中保存着，是因为在西北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需要会俄文的翻译人员，当然是由储备翻译人才的同文馆中去找。由总理衙门检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其中有一个人学过十三年之久的俄文，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及一考试，其中只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得上来，其余最多者，不过认识一半。军机处大怒，给总理衙门及同文馆来了这一件公文，把他们大申饬了一顿，其中有下边的几句话说，学洋文十余年之久，竟连字母都不认识，殊属不成事体云云。……其实不但俄文馆如此，其他英法文馆也是如此。”

一门外语学了好几年，居然只有一个学生能把字母都念得上来，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难怪军机处也要撕破面皮，发函申饬了。齐如山说：“总理衙门经此次申饬以后，当然很难过，才提议设法整顿，以后才稍稍有点起色，然仍未能按时上课。”

功在转移风气

尽管不如人意处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还是在渐渐发挥作用，虽然与付出的巨大成本相比，这点收益未免显得太不成比例。

1870年后，同文馆的面貌有所改观。甚至在洋教习的主持下，同文馆师生还译出了西书5种，其中不乏西学经典，如《法国律例》，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当初那种连洋文字母都认不全的尴尬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推动同文馆进步的因素，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归结为三个：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自同治七年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教习，三是丁韪良继欧礼斐任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最重要的助力应该还是社会风气的变化，一如齐如山所回忆，“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然仍极容易，由馆中人员及教习介绍，或由资格较深之学生介绍，都可进去。……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考试的规定”。而风气之所以“渐开”，与包括同文馆在内的新生事物在社会上缓慢而持续地发生影响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熊月之这里所说的“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前者为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所设，于1863年开馆，广州同文馆则于1864年开馆，性质与京师同文馆相近。一般认为，这两所学校，尤其是李鸿章主持的上海广方言馆因择人得当，成绩在京师同文馆之上，但从举办时间上看，他们都是继京师同文馆而起，可以说没有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决心，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继起者。以此而论，同文馆荜路蓝缕，其开创和启沃之功终不可没。

熊月之提到的丁韪良（1827-1916），系美国传教士，曾翻译《万国公法》，创办宣传西学的科技杂志《中西闻见录》，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同为对晚清政治与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外国人。他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经过清政府组织的一次数学考试出任京师同文堂的总教习，上任后，在学制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又因其本人的学养，对同文馆的改革取到了重要作用。为表示对丁题良工作的肯定，清廷特授予他三品顶戴的官衔。丁韪良回国后著有题为《花甲记忆》的回忆录，可惜书中关于同文馆的叙述甚为简略。

关于同文馆最终培育的人才，齐如山的结论是：“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当代学者钟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一书中也批评同文馆“一面讲习西方语文”，“一面继续搬演封建的老一套”，“体”和“用”相互脱节，所以始终没有培养出像严复、马建忠那样精通西学的人才，只不过造就了几个外语译员，这些学生个人也感叹自己的作用“无异舌人”，仿佛“会说外语的鹦鹉”！

即使这二位所说都是事实，但我们只要想想同文馆招生过程中的种种怪象，就会明白，在那样一个时代，培养出几个舌人和外交官，又何尝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