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也许可以让他在某些学校里受欢迎，可在这里不行。每个人都会自以为有高人一等的地方，这里的人也不例外，只是这里看重的不是钱，甚至也不是家庭出身，一个助理牧师的儿子会比一个明星的儿子在这里更受欢迎。我想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个人是否聪明——不仅聪明，还要仪表堂堂、有幽默感。他们喜欢能够让他们大笑的人。罗纳德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也不懂得怎样让别人笑。他们认为他很笨，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显得更笨了。我没有跟警察提起这些，说这些有什么用，他已经死了。哦，我想他还有些爱管闲事，总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爱打听。他没从我这里打听到过什么，但是他常在晚上出现在我的住处，在我打毛衣的时候坐下聊天。除非受到邀请，否则学校其实不鼓励学生们来职员们的住处，塞巴斯蒂安牧师喜欢我们有私人空间。但我并不太介意他来。回想起来他的确很孤独，否则也不会来打扰我。他让我想起我的查理，查理不笨、不蠢也不乏味，但我会设想在他感到孤独的时候，一定希望能坐下来安静地聊天，那时候最好能有个人像我一样欢迎他。

警察来的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我会去沙滩上找他。当然，我没有那样做。每周有两天，午饭后我会独自出去走走，出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罗纳德已经失踪。我并没有在海滩上寻找。实在难以想象，在那么荒芜的海滩上会发生那样的事情。在那里，你不能爬过堤坝也不能离悬崖太近，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而且这两处都有明显的警示牌。所有学生在入学的时候都被警告独自游泳或者太靠近不稳固的峭壁很危险。

在阿巴斯诺特小姐的时代，还可以从教堂下去走到海滩上，但由于海水的不断侵蚀，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学校向南走半英里才能到达一段相对稳固的峭壁，可以支撑几级带栏杆的摇摇晃晃的木头台阶。过了峭壁就是黑压压的巴拉德斯梅尔废墟了，它被大树包围着，和海之间仅隔着一段很窄的沙堤。有时候我走到水塘边，然后再往回走，但那天我走下台阶到了海滩上，然后开始向北走。

下了一夜的雨，空气清新。天很蓝，有白云掠过，潮水涨得很高。我绕过一个海角，看到荒凉的海滩在我面前伸展，路脊上铺着圆石，长满杂草的防波堤一直延伸到海里。我看到前方约三十码的地方，有一捆黑色的东西待在峭壁底下。我赶紧走上去，发现那是一件折叠整齐的黑色法衣，旁边是一件棕色斗篷，同样也整齐地叠着。离此几步路远的峭壁曾经坍塌过，一簇簇草和石头散落在坚硬的沙子上。我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有点想哭，然后我就开始挖开沙子，我知道一定有人被埋在下面，只是不知道究竟在哪儿。我还记得沙砾在我手指甲下面的感觉，挖掘进展很慢，我发怒似的将沙子扬得很高，它们刺痛了我的脸和眼睛。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约三十码长、顶端锋利的木棍，我把它拿过来用它继续往深处探。几分钟后，它触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我跪下来，又开始用手挖。然后我看到了刚才木棍碰到的东西，那是被沙子包裹的、盖着淡褐色灯芯绒的臀部。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的心在狂跳，再也没有任何力气，并且有一种侮辱了这个躺在这里的人的感觉。这两个暴露的小土丘上一定发生过什么非常荒谬和粗鲁的事情。他一定已经死了，我的激动和慌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没能救他。现在，即使我有力气，也无法一个人继续一点一点地把他挖出来。我必须找人帮忙，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我忽然想到其实可以知道这是谁的尸体，所有神学院学生的黑色斗篷上都有姓名标签。我把长袍的领子翻过来查看那个名字。

我记得我跌跌撞撞地沿着沙滩、踩着小圆石路中间的坚硬沙子往回走，不知怎么拖着自己从台阶爬到了悬崖上。我开始沿着悬崖边的路往学校跑。半英里的路好像长得没有尽头，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很痛苦，远处的教堂似乎都在向后退。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全身像散了一样。这时，我听到汽车的声音，回过头看到一辆车在入口处掉头沿着悬崖边的土路向我这边开过来。我站在路的中间挥动手臂，车慢慢停下，是格列高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