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钟晚祷集合的时候，塞巴斯蒂安牧师向全校宣布了罗纳德的死讯。大部分学生都已经猜到可能发生了悲剧。警车和运送尸体的车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去图书馆，所以没有听到塞巴斯蒂安牧师说了些什么。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晚上，高年级的学生拉斐尔·阿巴斯诺特带给我一小罐非洲紫罗兰，表达所有学生对我的问候。肯定是他们中的谁开车去帕克菲尔德或者洛斯托夫特买来的。拉斐尔送来的时候弯下腰亲吻了我的面颊。他说：“我很难过，玛格丽特。”人们在这种时候是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但是他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寻常，他像是在道歉。

两天后我开始做噩梦。我以前从不做噩梦，甚至在我做实习护士第一次碰到死亡的时候也没有过。那些梦太可怕了。现在我害怕入睡，每天坐在电视机前到深夜，直到疲劳得不得不上床去。而且梦总是相同的——罗纳德·特里夫斯站在床前，他没有穿衣服，全身沾满了沙子，头发上、脸上也都是，只有眼睛露在外面责备地盯着我，好像是在问我为什么没有能够救他。我知道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我发现他之前他已经死了很久。但他还是夜复一夜地出现，充满控诉和指责地盯着我，潮湿的沙子一片片从他苍白、胖墩墩的脸上落下。

也许现在我将这个故事写下来，他便可以让我得到永远的安宁了。我想我不是一个喜欢随意想象的女人，但关于他的死，的确有些奇怪的地方，有些我应该记得的、但却记不起来。它们告诉我罗纳德·特里夫斯的死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2

达格利什的电话在十点四十分响起来，当时他刚结束了和社区关系部门的会议回到他的办公室。这种会议总是比预定的时间长，现在距离他去下议院见内务办公室主任只有五十分钟了。达格利什原计划用这段时间喝杯咖啡，打两个电话。但他还没来得及走到办公桌前，秘书就把头探了进来。

“哈克尼斯先生希望您出发前去见他一下，阿尔弗雷德·特里夫斯爵士在他那儿。”

会是什么事呢？当然是阿尔弗雷德爵士有事相求了，来找伦敦警察厅高级官员的人通常都有事，而且阿尔弗雷德爵士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你不可能经营着生意兴隆的跨国公司而不懂得如何巧妙地控制缠绕在各种大小事务上的错综复杂的权力。达格利什久仰他的大名——你不可能生活在二十一世纪而不知道阿尔弗雷德爵士，一个公平的、甚至是慷慨的、有很多能干职员的雇主；一个用信托基金提供帮助的、大方的慈善事业支持者；一个受人尊重的二十世纪欧洲艺术收藏家。当然，这一切都可以被那些有偏见的人演绎成一个不能接受失败的、冷酷无情的人，一个尽人皆知的各种时髦玩意儿的支持者，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者。甚至他为人粗鲁的名声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些根本无法分辨，而且好名声总会被坏名声拖累，所以他令人景仰的好名声也仅仅是他还算诚实和公平。

达格利什坐电梯到了七楼，心里并没有期待有什么愉快的事，只是非常好奇。至少这次会面时间不会太长，他必须在十一点十五分离开，走半英里去内务办公室。要说优先顺序，内务办公室比阿尔弗雷德·特里夫斯爵士更重要。

警察厅厅长助理和阿尔弗雷德爵士正站在哈克尼斯的办公桌旁边。达格利什走进来时，他们都转过头来面对着他。就像那些总在大众传媒上出现的人一样，特里夫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让人困惑。他本人比电视上看起来矮胖壮实，没有那么棱角分明和英俊，面部轮廓也没有那么明晰，但是那种拥有暗藏权力的表情，和对权力确定无疑的自我陶醉却更加清楚了。他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像个有钱的农场主，只有在最正式的场合才穿剪裁考究的花呢西服。他这个人的确有一些乡下人的特征：宽阔的肩膀，两颊和突出的鼻子都泛着油光，没有理发师能让他乱糟糟的头发保持平整。他头发的颜色很深，几乎是黑的，只有一缕银白色的从额头中间梳到后面。如果他是一个更加注重外貌的人，达格利什会猜想那缕银发是染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