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时代的影响，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和我自己投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生活中。就像一所学校里有保守主义者、体育生、拉拉队长主导的少数派，我们这派人开始蓄长发，尝试大麻和摇头丸，并且全面地叛逆于父辈的价值观。

但我很烦恼。我讨厌让别人失望。我对停止摔跤感到痛苦，也不想让教练和队友们失望。学校期盼我能帮助他们带领团队赢得冠军。教练有一次对大家宣告：“当小曼克下决心取胜的时候，他会像一只在护垫上踱步的饿虎。他是做冠军的材料。但他看上去好像是分神了。”

在不知所措中，我祈祷获得一种开释的方法。

之后很快，在一场极具影响力的联赛中，我在开场五分钟后就把对手推倒在地。人群沸腾着为我欢呼，但我像瘫了一样跪倒了。我的肩膀被拉得脱臼了，从骨头裂到胸肌。疼痛刺穿了我的身体。从那一刻起，随着肩膀的错位，我的生命也从一种已死的激情中逃脱了出来。由巨大疼痛引起的颤抖比在健身房里来自训练的发抖强过几百倍，我震惊地注视着这一切，默默地感谢神。我自由了。

我感到，自己没有勇气放弃的，藉着命运的力量，被甩在了一旁。

盖瑞·利兹（Gary Liss）的友谊注定将成为我生命中的奇迹，他友善、开朗、永远为着下一次冒险而躁动不安。盖瑞是个叛逆者，当他发现了反主流文化便真正找到了自我。在我高中第一年的暑假里，他和我一起旅行到了加利福尼亚。在日落大道(Sunset Stripe)和嬉皮区（Haight-Ashbury）我们为寻找到的自由而狂欢。在这个佩花嬉皮（flower children）的安全港，我们遇到许多美妙的人，像我们自己一样的理想主义者。然而我们在那里邂逅更多的是些无耻之徒，那些明显更欣赏破坏、粗暴、纯享乐主义之人——我们便避开了。

一九六九年，我和高中的好友巴松、斯蒂文、盖瑞一同进入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达德（Miami Dade）大学。我，正如同龄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年青、狂野、渴望冒险，但也就在这时，我首次注意到一件优先于其他任何事物的事情——在我内心燃烧的对灵性的渴望。这渴望日复一日地在增长。有人送了我一本标题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的书，我如饥似渴地吸收进每一个词并且贪婪地想要阅读更多。在进一步书籍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一种古老的印度技法，教导沉默地冥想神圣的音节Om。在内心的航行中，我发现一种精妙的现实，如此有趣，以致我渴望深入。

一天早晨我在校园里看到一张海报，公告一堂有关超然冥想的讲座。迈克（Mike），一个留着胡子的长发美国人讲述了由玛哈瑞施·玛黑什瑜伽师（Maharishi Mahesh Yogi）教导的知觉的科学。我被迷住了。迈克邀请我到佛罗里达的好莱坞，那里不需要许诺，就可以得到一个个人的冥想曼陀罗。到了那里，我把一朵花、手绢、三十五美元放在神坛上，而一个单音节的曼陀罗被轻声传到我耳朵里。每天的冥想成为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灵性倾向的种子迅速地发芽了。但随着那种子而生的是一株杂草——我对偏执行为和狂热盲信的厌恶。那些日子里，我留长发以抗议既定的行为规则，而这使我成为那些仇视嬉皮人士的攻击目标，包括那些经常把我推到路边、搜查我、迫害我的警察。真实的情况是，当人们为了我的长发、少数派的宗教或我所信仰的而仇视我时，我却感受了一种悲伤的满足感。我觉得比起出卖给流行的观念或时尚，倒是由于一种高贵的理想而遭受迫害来得更荣耀些。同时，我也开始理解，去仇恨那些仇视我的人就如同被传染了同样的疾病。我渴望能消除教派的隔阂，发现所有宗教的内在核心，神的同一性。

在大学里我学习了心理学和人类学，但冥想和音乐仍是我的首要工作。临近大学的奥珀尔·楼卡城（Opal Locka），有一座被称作“骨灰托盘”（The Ash Tray）的房子，是富有牺牲精神的音乐家詹姆士·哈尔蒙（James Harmon）的居所。他被我们称为吉米熊（Jimmy the bear），一个粗壮、长发、蓄胡子的男子，燃烧的水蓝调乐队（Burning Waters Blues Band）的主唱和口琴演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