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性的复苏
从十八岁到二十岁,黄怒波在通贵大队做了三年知青。他说,这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也让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做演讲,《宁夏日报》也常报道他的事迹。
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1400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吃百家饭,别人招呼他来家里吃饭,也不讲究,家常便饭,有啥吃啥,端起就吃,没有假惺惺的邀请,也没有假惺惺的推辞。“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黄怒波曾在村民段忠礼家养病40天。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大队部,生病了,躺在房里。段忠礼去大队部打油,发现黄怒波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黄怒波要读北京大学,姨妈给他缝了一套被子、褥子。他背着这套被褥,坐上大队的拖拉机铁牛55,从大队到银川火车站。临走时,他穿一蓝色、打着补丁的衣服,来与姨妈告别。他背着姨妈缝制的被褥爬上了拖拉机。他已经长到一米八五高了,但很瘦弱。姨妈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哭了起来。
2008年7月,黄怒波回通贵,特意看望了姨妈。2011年3月29日,黄怒波委托中坤员工蒋江洁到通贵看望段家。他原定要来通贵,但28号晚临时有急事,改签机票回了北京。段忠礼已在几年前去世,段忠礼妻子谈到“黄怒波”的名字,仍然激动地哭了起来。
在通贵村,农民用最淳朴的善良温暖了黄怒波。他沸腾的血液也逐渐平息,他学会了忍耐、宽让。以前读初中时,曾经有坐在前排的女生看不起他。一次上课把他惹急了,他拧开一瓶墨水,把女生领子一拉开,直接把墨水倒了进去。但在通贵,一次一农妇与队长闹意见,黄怒波也在场。农妇很泼辣,大吵大闹,抓着黄怒波的衣服领子,将他衣服撕烂了。杨怀忠说,按理说,一般年轻小伙子被撕烂衣服肯定会踢她两脚、打她两拳。黄怒波也是有脾气的人,但他忍住了没动手。
他天性中的善意也在复苏。在段忠礼家养病的时候,黄怒波听说杨怀忠也生病了,他从他哥哥接济的钱里挤出两元钱给杨怀忠——当时五毛钱就可看一次病了。
当时黄玉弟已经工作,冬天很冷,他怕弟弟黄怒波冻着,就拉半车煤给黄怒波。但是,过了一周他去乡下看黄怒波,很惊奇地发现堆积在院子里的煤都没了。他问弟弟:“这煤到哪里去了?”原来,他弟弟让相熟的村民每人带走几铲子煤回家取暖用。黄玉弟还曾用蛇皮袋装上半袋土豆给弟弟。过两天,他去见弟弟,发现土豆没了。弟弟告诉他,土豆送给了村民。
在这里,他真正理解了中国的农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一年,黄怒波他们刚收割了麦子,就连下了十几天的雨。麦子在地里重新发芽了,麦粒里都是黏黏的浆,没法磨成面。农民站在地头哭,黄怒波也哭。宁夏只能种一季的麦子,这一年他们全白干了。“你想想这一年怎么活啊?”
插队的经历也培养了他不少技能。他当大队会计,管着每个小队每年的结算、分红,对成本有了基本概念。他当民兵营副营长、当大队干部,常组织数百人上工或者上千人开大会,也很好地锻炼了他的管理水平。黄怒波说:“知青是我一生最丰富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宝贵的几年,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涂老师深深记得,1976年黄怒波还在当知青的时候,在他家的平房外,在皎洁的月光下,黄怒波跟他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如果我黄怒波有出头之日,我一定会报答你。”涂老师说,黄怒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84年,她女儿考大学的时候,黄怒波寄来了很多复习资料。女儿去北京读书,也是黄怒波接待、照顾的。他女儿当时男友的工作,也是黄怒波帮忙找的。
2010年月28日同学会的酒宴上,黄怒波与涂老师重聚,他动情地说: “当时我是社会最底层,如果没有老师的关怀,很可能走向社会的反面。我记得,初中时一次到同学家玩,他母亲问我,这是哪来的野孩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句话。”
2008年7月,黄怒波回到了通贵,看到通贵的小孩上学条件比较差,决定捐款二百万元建通贵幼儿园,“这是我欠他们的”。
他让黄玉弟具体操办此事。黄玉弟到了通贵,当地官员说:反正是捐的,你们把二百万元给我们,我们来建学校,建完了交给你们。宁夏处于地震活跃区,按国家相关规定,震区学校要求防震八级、烈度六级以上。黄玉弟和他们一细谈,当地官员给的设计图纸远远达不到防震要求,他决定自己建。
黄玉弟决定自己建学校后,以后再找当地官员办事,没有人搭理了。“相关手续,都是我一个一个单位跑,办下来的”。学校在建校过程中,需要将学校旁边的医院围墙上打个缺口,好施工。即使黄玉弟承诺帮对方还原,对方也不干,后来只好赔偿了医院十万元。“这事我都没敢告诉董事长,他知道了恐怕要气晕”。目前幼儿园已经投入使用,3月29日,我到幼儿园时,几百名儿童正在操场上高兴地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