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邓　笛

当我和妻子准备辞掉工作到秘鲁利马去教书时，我听到了许多议论，弄得我心烦意乱。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大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你们俩现在的工作多好呀，”他们说，“再说，你们会讲西班牙语吗？”

然而，这些怀疑我们精神出了问题的议论过去之后，我又听到另外一些不同的议论。“几年前我也差点儿到国外去教书的。”“我们曾经差点儿也去了南美。”“我们差点儿就辞职到国外旅行了。”我从他们的话中听到了遗憾，品出了悔意，于是我和妻子知道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们花时间研究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其他南美国家的地图，认识这些国家的钱币，了解印加人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名人。旅游手册上的介绍让我们想亲自到阿塔加马沙漠、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脉去看一看。

我们在利马下了飞机，乘校车去我们即将工作的地方。途中我们经过了一些印第安人的村庄，那些低矮简陋的房子提醒我们等待我们的生活将可能是艰苦的。接下来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自己烧水喝，常常因为不洁的食品吃坏了肚子；我们要学当地的语言，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在这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里有一半人用不上电喝不到自来水；乞丐拽住过我的胳膊；强盗对我实施过抢劫；我们在大街上碰到过老鼠；在面临太平洋的峭壁上与一群野狗对峙过；秘鲁最大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每个月都会对城市的电力设施进行破坏，这时我会点燃蜡烛给国内的亲朋写信；当地震撼动我们的住所时，我们相拥着躲在门廊里，听到门外一片西班牙语的祈祷声和尖叫声。

我们徒步寻觅印加人的足迹时会在古遗址上睡觉过夜；我们艰苦跋涉八天八夜考察了“失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我们在著名的瓦斯卡拉山上攀登过；我们在印第安人的巴诺斯村庄的温泉里泡过，这个温泉有“天下第一温泉”的美称，我们的房东是一个热心好客的老太太，对待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每天晚上都会送给我们一罐热巧克力茶，给我们介绍她的祖国的历史。

我们在美洲最古老的斗牛场ACHO广场观看斗牛比赛，为斗牛士们呐喊助威；我们在亚马孙丛林的树藤上荡秋千，在丛林深处我们见到了巨大的蜘蛛和蚂蚁，在亚马孙河的急流上我们勇划独木舟。

我们去了南美的其他国家，去了赤道的北面；我们住过一美元一宿的旅馆；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在横穿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的汽车上，我们与一位智利商人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一会儿讲英语，一会儿讲西班牙语，享受着学用一种新语言交流思想的快乐；在乌拉圭蒙特维多的一个露天咖啡店，一个男孩让我帮助他修改英语作文，我相信第二天他的英语老师会对他的作文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巴西和阿根廷的边境上，我们观看了世界五大瀑布之一伊瓜苏瀑布。

后来，我们漂洋过海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一个和我们一起登过瓦斯卡拉山的德国朋友接待了我们，还帮我们用8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的法国标致。我们开着这辆车游遍了欧洲。我们在德国山林区、英国湖泊区、阿尔卑斯山脉宿营过，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柏林、慕尼黑、罗马和威尼斯有我们留下的足迹。

十八个月之后，我们回到了家，身无分文，事实上还欠了很多债。但是，我们有一橱子翻烂了的旅游手册、一箱子破损了的地图和两颗装满了回忆的脑袋。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向人们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们差点儿就那样做了。”